新闻的真实为所有新闻人所追求。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却让人有理由怀疑：一直以坚持新闻的真实性为傲的美国媒体是否是一直戴着面具的伪君子？本文选取的两个人物皆出自当今美国的顶尖媒体：近乎疯狂地制造虚假新闻的《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对新闻真实性要求近乎苛刻的《洛杉矶时报》的记者索尼亚·纳扎里奥。似乎他们中的哪一个都难以真正代表美国新闻人，但从他们的事例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媒体对真实的追求从来都是社会对诚信的追求的镜子。
　　欺骗152岁的媒体巨人
    一部移动电话，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编故事的脑袋，坐在纽约布鲁克林家里的杰森·布莱尔曾轻易欺骗了《纽约时报》，这家有着152年历史的报纸。
    1998年，在马里兰大学读书的杰森·布莱尔以言辞华丽的简历和较好的学习成绩争取到了在《纽约时报》实习的机会。1998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布莱尔以还有一些大学课程需要尽快修完为由回到了学校。1999年，当他再次回到《纽约时报》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他已经完成了在马里兰大学的学习，但该校官方后来证明他至少还有一年才能完成学业。
    就是这个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杰森·布莱尔，却以其天才的亲和力和语言能力在这家世界级大报中如鱼得水，迅速从一名实习生升级为《纽约时报》的正式记者。2002年，由于他在城市新闻报道中错误百出，城市新闻部主任乔纳森·兰德曼写信给编辑室主任：我们必须停止使用布莱尔的稿件，马上！被口头和书面严厉警告后，布莱尔的工作陷入危机，一段时间内他的表现得到改善。2002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两位首席编辑说，他们确信布莱尔已经改变了工作态度。布莱尔春风得意，进入了人手紧缺的国内报道组，并担任华盛顿新闻的主要报道记者。
    从2002年10月直到2003年4月，布莱尔的报道范围遍及6个州，20个城市。这期间，他的同事们都惊诧于他非凡的生产力和他看上去不知疲倦的体质。一位编辑在给布莱尔的电子邮件中说：“你这人真能到处跑。”从华盛顿的系列阻击手杀人案到对美国失踪女兵杰西卡家人的采访，布莱尔的稿件频繁地出现在头条位置，一颗明星正冉冉升起。
    2003年4月底，《圣安东尼奥快报》编辑正式提请《纽约时报》，要求《纽约时报》调查关于两名失踪女兵的署名布莱尔的文章，声称该文章跟《圣安东尼奥快报》上的一篇文章几乎一模一样。这引起了《纽约时报》的高度重视，布莱尔的冬天近了。
    4月29日，布莱尔被召回编辑室回答《圣安东尼奥快报》关于其剽窃该报内容的指控。在为期两天的一系列紧张谈话过程中，国内版编辑罗伯特一再坚持让布莱尔拿出他确实采访过失踪士兵母亲的证据。在罗伯特的小办公室内，罗伯特问布莱尔：既然你到过那位母亲的家里，请你描述一下你所看到的。布莱尔毫不犹豫，他向罗伯特描述了微红的房顶和白色的房子，车库里停着的红色吉普车以及盛开在院子中的玫瑰花。罗伯特后来检查了摄影师发回来的关于这所房子的并未公开发表的照片，布莱尔所说的分毫不差。
    《纽约时报》并未就此罢休，该报迅速组织由三名编辑和两名调查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布莱尔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4月底的所有作品展开全面调查以挽救这家152年历史的大报，布莱尔杜撰新闻的内幕拉开。结果是自布莱尔从事国内新闻报道以来所写的73篇文章中至少36篇文章存在问题。5月1日，失去信心的布莱尔向报社提出辞职。
    布莱尔利用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电话使自己伪装成身在事发现场。有时看起来他好象是在维吉尼亚或得克萨斯，其实，他正呆在纽约用笔记本电脑搜寻着信息。用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与编辑们联系。有的采访他先是通过电话进行，然后在互联网上搜索其它媒体的相关信息，运用他编故事的天才加以想象，一篇头条就诞生了。伊拉克战争期间，他曾撰写了5篇关于失踪女兵杰西卡的报道，而自己却根本没有去过杰西卡家。
    通常，一篇较重要的报道由记者和摄影师共同完成，尽管布莱尔未到现场，但他通过查询报社的图片资料库便可获得所需的细节信息。对于大多数与布莱尔预约的摄影师来说，布莱尔经常只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比如4月6日，按理他应该在克里弗兰采访。自由摄影师海拉茨于是与布莱尔预约在克里弗兰教堂外见面。海拉茨几乎被布莱尔搞疯了，他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直到晚上10点多一共给布莱尔打了15遍电话，也没有见到布莱尔的影子。前3次他与布莱尔通话时布莱尔每次都有不能与海拉茨见面的理由，最后干脆再也联系不上他了。“后来布莱尔解释说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克里弗兰教堂，去修理他的移动电话，这就是他后来为什么不能接电话的理由。”
    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以一篇长达7500字的尴尬故事作为该期头条：《已辞职的纽约时报记者留下一长串的欺骗纪录》；《纽约时报》总编辑霍威尔·云尼斯发表声明：向虚假报道中提及的人们道歉，向所有读者道歉；《纽约时报》发表编辑声明：为新闻标准上的失误表示道歉；《纽约时报》以最贵重的4个整版的篇幅记录了这位27岁的美国黑人记者的令人遗憾的历史，四个整版上没有出现任何广告；同时，《纽约时报》网站也用了9个网页来公布布莱尔所做的不实报道，并公布专门的邮件地址请公众举报布莱尔报道中的不实之处。随后的日子里，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一时间，布莱尔丑名远播。媒体研究中心负责人布伦特·波泽尔撰文称布莱尔为“明星小学生”。杰森·布莱尔声称自己的精神陷于困顿，不得不住进医院，寻求心理治疗。
    布莱尔仅仅是375名《纽约时报》记者中的一员，但是他带来的将不只是下周、下月、下年度各期报纸的暗淡。“这是个巨大的丑闻，”《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苏兹伯格说，“这是对报纸与读者间信任关系的废除。”
　　真实的力量
    “动人、详尽地报道了一个洪都拉斯男孩寻找已经移民美国的母亲的惊险之旅。”这是2003年度普利策新闻奖评选委员会对特稿写作奖获奖作品《恩里克的旅程》的颁奖评价。43岁的《洛杉矶时报》女记者索尼亚·纳扎里奥凭借几乎是用生命换来的《恩里克的旅程》获得全美新闻界的最高奖项；同行的《洛杉矶时报》55岁的摄影记者唐·巴特雷特获得2003年度普利策专题摄影奖。
    每年约有4万8千名来自中美洲的孩子趴在穿越墨西哥的货运火车的车顶上，经历悲惨的旅程去寻找离开他们偷渡到美国挣钱的父母，其中约有75%是寻找他们的母亲。在旅程中，这些孩子（有的甚至只有7岁）被强盗抢劫、强奸，被腐败的警察和移民官欺凌。有的孩子被杀，有的孩子掉下火车致残或殒命。
    2000年5月，在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南部与墨西哥新拉雷多接壤处，纳扎里奥遇到了恩里克。当时恩里克的寻母之旅已经接近成功，那已经是恩里克的第8次尝试了。纳扎里奥与巴特雷特用2周的时间跟随恩里克完成了他寻母的最后旅程，见证了恩里克与母亲在北卡罗莱纳州重逢的场景。后来，他们又先后三次到北卡罗莱纳州对母子两人进行采访，详细了解了恩里克寻母的路线和过程。
经过充分准备，2000年5月至9月，纳扎里奥和巴特雷特象偷渡的移民一样，趴在火车顶上，经历了被强盗抢劫、被当地警察围捕的过程。从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经过南洪都拉斯，穿越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一直到美国，重走了恩里克的寻母路程。他们采访并拍摄了村民、走私者和其他一些恩里克寻母过程中遇到的人，最后同几十个其他孩子一起完成了与恩里克同样的偷渡旅程。
    “穿越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是非常危险的挑战。”纳扎里奥说，“成百的人死在河里，很多人被急流和漩涡吞没。即使顺利过去了，很多人也不会再继续踏上征途，因为过河后还要徒步走4天的时间来穿越沙漠。我知道除非我携带特殊装备，否则我很难完成这次采访。我带了一部移动电话，一个治疗蛇咬伤的工具包和一个救生圈。
    “作为记者，你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你将看到许多人间惨剧。但我不能帮助他们，我只能是个旁观者。否则我将看不到事实。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他们在看了恩里克的故事后，发邮件给我，问我：你是人吗？你怎么能这样？”
    故事的自始至终，恩里克的全名没有在文章中出现。“对于青少年的采访，我必须小心。我不希望给他们带来麻烦。在描写他们之前，我必须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我随身携带了很多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做成的表格，表格上记录了我是否能与这孩子会见，是否可以为他们拍照，是否可以在报纸上使用这些材料。我第一次与恩里克的母亲劳得斯见面的时候，她填写了这个表格，同意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她提出了一个签署表格的条件：我们不得泄露他们在北卡罗莱纳州居住的城镇的名字，毕竟他们的身份是非法移民。我在表格上注明了她的条件，答应她我将不泄露他们生活的具体信息。”
    因为不能使用母子俩的全名，人们有理由怀疑新闻的真实性。让纳扎里奥欣慰的是，她所有的采访资料都是能够被证明的。在重走恩里克之旅的过程中，纳扎里奥尽最大努力找到了恩里克能够记得起来的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恩里克曾在火车顶上被人抢劫并失足掉下火车，险些丧命。有很多人帮助了他，纳扎里奥找到了帮助过恩里克的每个人。在恩里克的家乡，纳扎里奥也找到了能为恩里克的故事提供保证的每个人。
    《恩里克的旅程》共有3万余字，纳扎里奥经历了2年的时间调查、写就，文章记录了恩里克长达8900英里，耗时120天的寻母历程。长达3万字的《恩里克的旅程》中有7000余字是关于正文细节内容来源的注释。这些注释足以证实文章中每一个细节的真实性，其详尽和可核实性令人叹为观止。比如：恩里克丢失母亲的联系方式的地点，可以证明这一事件的当事人的姓名、地址；恩里克给人洗了2周的车才挣到打往洪都拉斯的电话费，洗车赚取电话费的数额、证明人；恩里克悲惨童年的见证人以及对这些人的访谈；证明恩里克染上毒瘾的人的姓名……甚至是恩里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都有具体人来证明。 “即使是恩里克亲口告诉我的事情，我也尽量去找别人核实。”纳扎里奥说。
    “在我重走恩里克旅程时，我只随身带了很少的钱，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拿出过移动电话。即使我在飞驰的火车的顶上我都要克制自己不打电话给我的丈夫。我从不当着孩子们的面吃东西和喝水。有一段在火车上的16个小时的车程我一点东西都没有吃，一点水都没有喝。看上去我应该有能力在路上帮助那些孩子。但我是在尽我最大的能力减少我对事实的干预。”
　　杨晓白/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