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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决战没有亚军。重大事件的报道,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之所以魅力独具,光彩照人,是因为较之其它报道,有着重大的根本的区别,且以“三性”概括之：
突发性——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偶发性,突然性,事起仓促,如火山爆发。重大事件的报道便是与时间赛跑,如果没有超强的新闻洞察力,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内迅速做出反应,很可能会一无所获。
故事性——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既有外在的故事完整性,又有内在的发展逻辑,甚至还包括诡谲的背景,绝密的内幕,人物错落,情节离奇。谁垄断了这一新闻富矿,谁便掌握了制胜的法宝。
敏感性——重大新闻事件,常常是各种社会、经济、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看似偶发,其实必然,一经发生,便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政治敏感性极强,政策法律界线难于掌握,背景复杂,事关全局和稳定。
无限风光在险峰。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不仅吸引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更成为媒体血拚的主战场。近年来,因为对恐怖大亨本·拉登的独家报道,因为对“9·11”事件的全程追踪,因为对“银广夏陷阱”的率先揭露,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财经》杂志等,纷纷一炮走红。
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不仅需要有敏感的新闻意识和扎实的专业背景,更需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政策水平；不仅考验一个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还检验其高超的攻关技巧。
牢记使命,不畏艰险
众所周知,重大事件的报道面临着“三难”,即采访难、写作难、审稿难,稍有不慎,便可能胎死腹中,前功尽弃。与此同时,报道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这风险既包括消极力量的阻挠与报复,还包括来自体制的局限和创痛,报喜者得喜,报忧者得忧……
曾经就东方电子一案的报道探访一位省委领导时,那位领导一边用手指在桌上划圈,一边严肃地告诫我：“这是一个火坑,跳进去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赶快打住！”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上,作为一名普通的记者,是知难而退,还是偏向虎山行？
决胜于战场之外
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自恃有党报的金字招牌不行,书生气太重了也不行,靠耍小聪明更不行。新闻采访权的争夺,说白了就是看谁最会交朋友；稿件能不能通过审查,除了稿件本身之外,更有着难以言说的公关技巧。对此我总结为两句话：决胜于战场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
2001年初,我刚刚跑政法,当时最大的感触是人家很“牛”,打交道较难,“要报道,等通稿”几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过去采访,能出来个科长、副处长“接见”一下已属高看一眼,至于说连篇累牍地突破什么重大事件,简直是痴心妄想。
重大事件的发生看似在一瞬之间,波谲云诡,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循,要害是如何做好信息情报工作。高层领导身份特殊,原则性强,通常很难从他们那儿获取口风。信息情报从哪里来？我的体会是眼睛向下,广交朋友,着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从外围打开突破口,捕捉第一手信息。
做一名党报记者,不可避免要与各个层次的人打交道,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仅是树立党报记者的形象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做人、能不能交上朋友的问题。为此我提出了自己的“小三讲”,即“讲信念,讲信用,讲感情”,见了大人物不小,见了小人物不大,不卑不亢,力求多赢。
政法系统搞宣传的同志干的都是非主流业务,常年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他们最需要关怀。我常常给我的通讯员说：只有你们的威信树立起来了,在单位里有了地位,我才能守住这块阵地；只有我们成了好朋友,《大众日报》才能享受到“最惠国待遇”。成功不必在我。在与领导打交道时,我用心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选择恰当时机给通讯员评功摆好,推功揽过。
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一次不经意的餐叙,甚至一本书,一席掏心窝的话,有时竟能让我收获到超乎寻常的友谊与信任！
多年辛苦不寻常,如今政法系统的宣传局面已经大为改观,由过去的怕惹麻烦,不敢宣传、不愿宣传,到现在的主动上门,请记者、求领导争着宣传,新闻宣传的主动权已牢牢地掌握在了我们自己手里。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概而言之,基础打得牢,朋友交得好。正因为有了这两点,才能充分发挥党报的媒体优势,做大做强“独家”新闻,以新闻带宣传,以宣传效益带动政治效益,打得准,打得狠,让人家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求新求变,超越自我
超越别人不易,超越自己更难。随着新闻阅历的增加,我也和许多同龄的记者一样面临着突破平台的困惑。
对于重大政法事件的报道,我个人感到最大的难点之一,便是如何在报道的内容和形式上求新求变。
为此近年来我在报道矫智仁罪案、潘广田罪案时,先后尝试过庭审纪实、犯罪实录、个人忏悔等一系列的报道形式,力求多角度、多形式地对此类重大案件进行报道上的突破。尽管如此,由于个人积累不足,学养欠缺,面对一些好的新闻题材,常常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作者单位: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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