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10年,中国电视人威风出尽。电台老了,报纸蔫了,大批人才弃暗投明,新华社的水均益、盖晨光、孙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崔永元、白岩松,深圳大学的教师方鸿进,学者杨东平、钱钢等,络绎不绝走入那所著名的蓝色火柴盒大楼,央视新闻评论部跟抗战时期的延安一样,吸引了大批追求理想的进步知识青年。于是,《焦点时刻》、《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诞生了,舆论监督的旗帜一次次飞扬;于是,《生活空间》诞生了,它凝聚了很多拥有艺术理想的青年纪录片工作者;于是,《实话实说》也诞生了,电视开始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正义、艺术、人民的媒体追求,国家电视台的权力与权威,以及制片人制所创造的灵活的收入制度,这些元素加在一起,让那些岁月成为中国电视人“阳光灿烂的日子”。 新世纪开始了,电台突出重围,鲜花烂漫。在北京,交通电台的工作人员终于可以高高昂起头颅,它的收听率和广告收入,都足以让它傲视群雄,尤其是曾经不可一世的电视同行。报纸的春天也来了,公费订阅被取消,标志着市场的门槛开始公平,资本结构开始多元,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纷纷加入,它不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报纸,更带来了真正面向市场的公司治理结构,报业人才自由流动,一批70年代出生的新锐走上前台,成为领军人物,他们所占据的平台他们的收入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如鱼得水的感觉,让与他们同龄的电视人望洋兴叹。电视呢,它当然仍是个庞大帝国,尤其是央视,15个卫星频道,上万人的队伍,70亿元的广告,重大资讯的独家发布权,以及行政指定的全国覆盖网,让中国的任何一个媒体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中央台辉煌,不意味着中国其它电视台也辉煌,不少台在挤压之下已经朝不保夕;中央台广告收入高,也不意味着电视人的待遇高,事实上,央视刚推出限薪令,临时工的工资为3500元(税前),这肯定让央视人的腰杆没那么硬了;央视的光芒万丈,也不意味着制度先进,从1993年开始,中国电视的运作机制就没有什么进步,很多方面占的不过是垄断的便宜。 中国电视的问题首先是垄断。垄断当然就带来市场的不公平,带来人才的单向流动与体制窒息,电视人去哪里,只能从县往市从市往省从省往中央跑,也只能被人掐着脖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电视的另一个问题是事业与企业、行政与产业不分,因此电视人的提升之道只能是官本位,电视人的流通管道也被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堵死了,很多70年代后的传媒人在报界担任老总或主编,电视界呢,只能是一声叹息。中国电视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有独资,资本结构的单一首先带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其次,它无法形成合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因此,优秀的人才很难获得合理的回报。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市场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一切都在刚性的规划之中,穷台退不出,富台也扩张不了,资本被牢牢制约,因此,也无法形成市场主体之间激烈的人才抢夺。 韶光飞逝,青春难再,一个制度的耽搁,往往意味着一代人的困境。中国电视人的春天在哪里?在电视产业的变革。只有打破垄断,完善市场,明晰产权,创新制度,电视人才的市场才会真正形成,电视人才会迎来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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