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事实真相、开展新闻监督，是新闻媒体的职责，也是国家赋予媒体的权利，但媒体并没有审判权。根据现代法学理念，犯罪嫌疑人在法院未定罪之前，不应被认为有罪，新闻媒体在做报道时，也不能将未经审判判刑的人称作“罪犯”。对报道中的称谓问题已是十分明确，但如何进行具体的犯罪事实的报道，以及如何掌握报道角度，常常在司法界和新闻界之间引发争议。例如，在对足球“黑哨”事件的报道上，在司法介入之前，新闻报道中就公开使用“行贿”、“受贿”，而自龚建平被拘后，媒体对龚案审查进展及涉案人“犯罪事实”的报道便出现了多个版本。一位跑了多年法制口的记者感言：“体育记者胆子真是大，当事人还未被定罪，就敢把人家的‘犯罪事实’抖出来。这种报道在法制口中很少见，而且多半要吃官司的。”
　　尽管我们认为新闻监督不会影响司法独立，但媒体对中国足球圈的曝光力度，痛陈中国足球腐败事实的胆量，堪称中国新闻界一绝。倒不是敢于抖料的记者手中都握有“黑哨”确凿的犯罪证据，也不是体育媒体对打官司毫不畏惧，而是他们拿准了这些人不敢接受司法调查的心态。之后的“刘晓庆案”、“孙志刚案”，媒体报道再次大胆冲击司法审判。
　　舆论监督司法的合理界限，就是不能侵犯司法的独立性尤其是法官审理案件的自主性，不能向法院施加负面的舆论压力而形成所谓的“舆论审判”局面。但“舆论审判”又如何形成、何以能干涉司法呢？
　　司法公正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审判公开、透明，而在现代社会中对一些案件的新闻报道恰恰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审判公开。从这种角度来看，媒体的新闻报道是有助于司法公正的。而且，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讲，新闻报道还可以敦促法院将审判推向最大限度的公正。但是，媒体毫无节制地报道也会给审判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对公正审判产生不当的影响，甚至会出现审判完全倒向媒体的“舆论审判”。
　　但是媒体的报道只是对社会舆论和公众产生影响，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独立审判是国家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法院是典型的法律适用机关，而不是民意代表机关。法院的首要职责就是适用法律，严格地说，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只服从于法律，而不是受制于舆论导向，也不是直接顺从民意。就此而言，所谓“舆论审判”，其出现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媒体对案件进行了报道，案件的判决与媒体报道的观点相吻合，或者是由于媒体的报道使案件得以改判；其二：媒体的舆论导向情绪化甚至是错误的，但法院迫于舆论压力而作出完全迎合舆论呼声的判决，这种判决可以博得一时的大快人心，但它的公正性值得怀疑。平心而论，第一种情况并不少见，但究竟是舆论监督使审判公正还是公正的审判恰恰与正确的公众舆论相一致很难判断，因为我国一审终审和申诉制度本身就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司法救济途径，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而第二种情形已经完全背离了独立审判的司法精神，是如何完善司法制度的问题。固然，媒体报道和舆论监督也应当防止情绪化保持正确性，但如果媒体报道一偏激，就会导致“舆论审判”，如果说“舆论审判”影响了司法公正，那么更应该检讨的是审判机关而不是媒体。
    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都是由媒体揭露出来的，这种揭露就是在行使正当的舆论监督权。如果说在刘涌案的最终改判中，一个黑社会头目的死刑判决只是顺应民意和舆论的“舆论审判”，如果说在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里的重新调查和有关部门出面澄清事实，是舆论干涉司法，那么这无疑是给“舆论审判”套上正义的光环。不可否认，这种重审、重新调查，似乎仍旧带有人治色彩，但毕竟是法治的进步，媒体要做的是发现更多的“张涌案”、“王涌案”，而不是缄口不言。
　　独立审判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言论自由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新闻自由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表达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独立审判对于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媒体的新闻监督既体现了尊重、满足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及表达自由，又能督促和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二者不是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