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京华时报》是顺应时势

    《京华时报》凭何成功？记得一位广告界朋友曾说过：“当魔鬼发行人谭军波将报纸做到30万零售量时，人们普遍认为京华前景不乐观，一条腿迈得太快很危险，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谭军波身后的寂寞高手出现了，他就是做内容的朱德付。"我当时觉得奇怪，为什么要称朱德付为寂寞高手？朋友说，原因有三：一是报社编辑部只有朱德付一人是粤人北上（其实朱德付也只是在粤派报纸工作而已）；二是北京媒体中人都认为朱德付会水土不服；三是从朱德付过去的作品看来，他是个拒绝平庸的高知份子，如果他要做一份市井化报纸就得放弃原有的文化情结。
    从采访下来的结果看，这位朋友的判断前两条都不错，只是第三条有些失准头。朱德付在就任《京华时报》总编辑之前，历任《南方周末》编委兼记者部主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方日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信息时报》总编辑等职务，对传媒产业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心如明镜。
    一个人想混个温饱，靠小聪明足矣，但干大事必是天命所归。一个事业沉浮盛衰，更有大的气数蕴藏其中。“《京华时报》在创建之初，我说它是应运而生，并非心血来潮，也不是故作壮语。回首这十年，正是党的机关报锐意进取改革图强的十年，正是党的机关报从传统走向市场的重大转型期。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历史的变迁，并有幸参与了在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几家报纸的创建和发展，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直至《京华时报》。”
    从朱德付的从业轨迹来看，他先后在党的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乃至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的市场化报纸工作过，三个层次的党报虽然影响力各不相同，但在中国新闻史上都具有符号性作用。一直置身于机关报市场化进程中的朱德付用一句“风起于青萍之末，而归于太阿”来形容《京华时报》的里程碑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朱德付的北上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自导自演自己的人生。
    谭军波与朱德付被业内人士称为“黄金搭档”，两人同为《南方周末》黄埔一期的骨干。谭军波说当初吴海民邀他北上办报时，他在北京摸过两次市场后回广州找到朱德付，请朱德付去北京看看当地都市报的素质。朱德付当时已经是《信息时报》的总编辑，受谭军波邀请后立刻动身北上，逡巡一圈后当下决定与谭军波联手，加盟《京华时报》的创建。
    “应该说他是放弃了体制内的种种所谓好处来到《京华时报》。你不可能用任何理由使朱德付停下来，他是个永远在路上的报人，因此，我对他心底那个‘百年京华’的梦想深信不疑。”谭军波如此评价自己的合作伙伴。
    如何才能做成“百年京华”？很多人都把《京华时报》今日的成功归结为朱德付的经验，他曾经在《南方周末》工作六年之久，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然而经验的作用只能说明过去，而不一定能成就未来。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打造“百年京华”或许要几代人的努力。
    朱德付则对百年京华有另一层定义：“其实百年京华的口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京华报人希望自己呕心沥血的事业能够成为百年大计，另外一层意思是要京华人时刻勤勉、一日三省。古人说月满则亏，如果《京华时报》真的没有问题了，自认圆满了，那也就终结了，身为京华人，就要不断的寻找缺陷，向更高处展翅。”
    回过头来看看《京华时报》草创之初，很多人说朱德付在办‘民工报’，如今这位冲突中的总编辑也算是突围了，崇尚清谈者的言论已经不攻自破。“其实平民路线有什么不好？芸芸众生谁不是平民？精英情结是大众化报纸的一大毒瘤，与其为少数所谓精英服务，不如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更何况精英层关注的仍然是平民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朱德付如是说。出生平寒的朱德付，虽有今天的建树，但从不以精英自居。朱德付是“平民精神”的誓死捍卫者。
    “《京华时报》就是要抱定平民精神走过百年，做一张有益于人民的报纸。没有经验没关系，我们可以不断实践，但绝不能缺少激情。”朱德付的经营之道，一曰平民化，一曰激情。

    遗失激情的报纸便是废纸

    “报纸走到今天，诸位同志积累了一些克敌制胜的经验，懂得一些阵法，识得一些招数，辨得几分天象，道得三二吉凶。极目而望，平台上没有了昔日的兵荒马乱，三军将士也少了昔日的行色匆匆。秩序井然的同时，创业时的激情正日渐式微。当我们单纯时，激情如燎原之火；当我们世故时，激情如高原之冰。”这是朱德付在《京华时报》第三个年头里最沉重的思索。
    时至今日，“惟有偏执才能生存”的道理似乎已经成为报人的共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衰之事，俯仰之间。在如今的都市报业中，谁不能居安思危，谁就要面对大厦将倾之危。今年11月11日正式创刊的《新京报》，从酝酿到催生，朱德付都是它的积极鼓吹者，这不仅让不少北京本地报人不解，也让《京华时报》内部的人迷惑，为什么要让报社多出一个强劲的对手呢？朱德付的用心良苦，天知地知谓其心忧者知。
    “报纸创办至今短短二年半，成绩有目共睹，此时正是《京华时报》再上台阶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团队懈怠，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会有没顶之灾。”《新京报》创刊后，朱德付欣喜地发现报社内士气空前高涨，从上到下都是厉兵秣马枕戈待旦。
  朱德付用一句“《新京报》一定会推动《京华时报》的二次创业”彻底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竞争才能带来双赢，有对手才能带来进步，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强者需要对手，弱者畏惧对手。
    《京华时报》创办之时，采编团队里大多数都是其他报社里不称意的人、从网站回归传统媒体的人以及应届毕业生，有一半连电脑都没有用过，文章也是不得要领。“由于没有从事日报的经验，整个采编平台经常是乱哄哄的，记者找不着编辑、编辑找不着记者，第一期试刊时连样刊都出不来。但我不曾怕过，因为我知道那是在创业，以前《南方都市报》在创办时也被人讥笑为‘招降纳叛，藏污纳垢’，它在3年内犯下的错误是南方日报50年所犯错误的总和，结果它成功了。"朱德付平静地回忆两年前的这个时候。
    朱德付在《京华时报》去年从32版扩到48版时的一周小结中曾这样写到："值了一周的夜班，虽然每天要看48个版，总的感觉是比扩版前每天看32版还要轻松点。这得感谢编辑记者和校对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如果大家不是非常敬业地工作，三个值班老总恐怕值上一周夜班之后会面无人色。不说别的，每天看48版，以每版3000字计，每天最少要看10万字左右。倘若还像创刊初期那样，很多版要逐字逐句地修改，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敢忽略的话，值班老总很快就会老眼昏花，神情恍惚，不吐血也难免口吐白沫。老总也是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钢滓也是这样炼成的。"《京华时报》在创刊初期曾硬性规定一个版至少要有"10+1"条信息容量，旨在保证版面的新闻条数，严杀长文，短平快的海量信息被誉为《京华时报》创刊时的杀手锏，身为领军者的朱德付"深受其累"。
    朱德付在《京华时报》创办时的通常生活状态被某些人形容为一台广告剧：地点办公室，时间深更半夜，人物朱德付，道具为报纸大样和香烟，人物基本动作为校稿、吸烟以及间或性睡眠，睡眠质量评价优秀，全天统计四小时。广告题词为：京华时报，工作狂的精华时报。
    “那时候可以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椅子上休息一下，醒来又继续工作，现在已经做不到了。过了两年，人就像老了一截，体能也跟不上了，不过有一点东西没变，就是激情办报。”朱德付是个相信运动产生奇迹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不敢想象让自己的思想静止下来，自己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手头的这张报纸，他变得如同猎犬一般警觉，他迫切地需要整个团队从上到下二次创业。
    《京华时报》的成功做到了一点，就是使参与其中的人都找到了自信，相信天下事情事在人为。员工自信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浮躁和轻狂。他害怕小富即安、夜郎自大的风气在团队中蔓延，因为他深信一个道理：和无知的人比有知，和愚蠢的人比聪明，其实是更大的无知和愚蠢。

    为新闻而生

    朱德付给人一种写作的冲动，因为在他的思想中有太多的棱角，可谓字字珠玑，如果不用文字记录下来总觉得是一种缺憾。
    “不能说一个报纸独家的就是好的，独家的垃圾还是垃圾。在同质化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把每一条新闻，每一个版面处理好，魔鬼在于细节。”
    “京华人要强调练内功，我们用了两年培养我们的记者像记者，编辑像编辑，做到了一个‘像’字，离‘好’字还有很远的距离。”
    “忠诚的员工基点是事业的健康发展，不能抽象地说忠诚。我们的忠诚应该是对先进事物的忠诚，而不能是对落后的、腐朽的东西的忠诚。”
    “我刚来北京时和一些媒体高人切磋，他们对报纸的理解可以说是头头是道，但我问他怎么做到你所说的那种高度呢，他们就甩甩手说那是你的事。我想我们固然应该有一个理论的高度，但我对现实的可操作性更为关注。”……
    这些都是朱德付的实战经验，他的金玉良言使我想起《传媒》杂志社邮箱里的数封读者来信，他们不约而同地问到一个问题：“作为传媒投资者，最担心的事情一是政策、二是团队。通常情况下，风险投资者都要承担政策风险，但团队素质的高低则是显而易见。媒体本身是知识密集型产品，报社又不同于企业，我们很难通过像猎头公司这样的常规渠道来获取经理人材。”
    一直以来，圈内有一种说法：朱德付与谭军波在北京报业市场的骄人战绩，足以成就报业投资者对他们的兴趣，他们可能成为中国报业市场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当我把这种观点直陈于朱德付时，他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想中的犹抱琵琶遮遮掩掩，反而是一阵开怀大笑。
    “看来是圈中朋友高抬朱某了。《京华时报》的成功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背靠人民日报，从酝酿到创刊到现在，人民日报几任领导对京华时报都极其关心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人民日报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不可能有京华时报的今天和未来。从我自身来看，我是做内容的，只能说是职业报人，而不能说是职业经理人。谭军波谭总是难得的经营人才，他可算得上标准的经理人。但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职业化，重实干。”朱德付的话让我想起一个在海外传媒界里很流行的词“为新闻而生”。在海外，记者虽然号称无冕之王却绝非所谓白领，他们为了新闻可以离乡背井远赴酷暑极寒之地，甚至将自己绑在柱子上写下暴风雨的第一目击新闻，这便是职业，这便是操守。
    到北京以后的一年中，朱德付只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去过几次三里屯酒吧，一直坚持着报社到宿舍的两点一线式生活。“不想交朋友”是他深居简出的主要原因，“客观原因是报纸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主观原因是担心牵扯到太多报社外的事务，影响到我的办报宗旨。”朱德付喜欢用上行下效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原则：“记者辛辛苦苦跑来稿子，编辑辛辛苦苦编完稿子，这其中不仅付出汗水与劳动，还坚持了自己身为媒体人的操守，如果这些稿子因为主编的私人缘故没上版，那你怎能要求他们再出好稿呢？”
    京华人都知道朱德付最鄙视的记者就是他常说的“三点式”记者：吃一点、写一点、拿一点。朱德付常说：《京华时报》是可以被击倒的报纸，但是不能是可以被收买的报纸。
    创刊之初，朱德付会经常独自去天安门广场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北京最雄浑激荡的细节，让一天的疲惫随风飘散。“还有一种时候我也会让我感受到北京的平和，那就是黄昏时的花家地”，花家地是朱德付刚来北京时居住的地方，“我在花家地小区几天内看到的狗相当于我在广州十年看到的狗的总和。黄昏时，大家都出来遛狗，狗和狗说话，人和人说话，一点也找不到白天的行色匆匆。”朱德付笑道。朱德付深信自己的都市报一定会被北京市民接受，因为北京人懂得享受生活，北京人是都市中人。
    朱德付的这种“雅致”生活一直持续到他接受新浪网的访谈后，至此他接到很多朋友的电话，其中大多都是广州的故交。很多人都不明白朱德付一年前为何人间蒸发，结果在新浪上看到朱德付的在线采访时大感吃惊：“原来他在北京干出了这等大事。”
    “我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知我罪我者都会中肯地说：这个平庸的家伙在平凡的一生中做了一些不平庸的事情。”朱德付在自己的文章《拒绝平庸》中写道。
    “有可能的话，我想办一份取向深刻的新闻周刊，如果说都市报是一万平川，时政类的新闻周刊就是奇峰突起。老了以后，如果精力允许的话，再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留一些好的文化作品于世上，如果能做到这些，也就不枉此生了。”聆听着朱德付的肺腑之言，感受他对新闻事业终身不渝的激情，这才理解他为何会钟情于那句明训“人生在世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朱德付，1963年5月生于江西，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历任《南方周末》编委兼记者部主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方日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总编辑，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辑。曾出版长篇纪实报道《义无反顾》，新闻作品集《我不是个坏女人》、《包房里的公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