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文化的零碎记录造成对国家形象的误读

　　纪录片创作始终存在主流和边缘两类作品，电视理论界至今也一直在争论。边缘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的。什么是边缘？从政治上看，弱势的、无权势的；从经济上看，落后的、不发达的；从文化上看，少数的、可以被忽略的；从历史上看，正在消失的等等，均被列入边缘。然而，任何“边缘”并非一开始就处于边缘，或许它曾经还是主流。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边缘曾经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它与主流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正因为有了一个个的边缘做基石，才构筑了主流。可以说记录主流是电视人的一项责任，而记录边缘也是纪录片人的社会价值呈现。
　　对DV记录者而言，由于缺乏对中国或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整体性的观瞻，记录的作品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粗疏的”。为迎合他国公众，拍摄边缘性的题材成为DV摄制者的首选，他们打着对“底层人情感”的旗号，在记录中夸大并扭曲“底层人”的实际感受（其实是拍摄者自己的主观意识）。当这些片子传入他国并出现在大众传播领域时，极易造成他国公众对中国“下意识的误读”，这类现象在中国当下的DV影像中屡见不鲜。

　　政治意识形态的缺失造成误读

　　在当今，世界各国都“按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设定了本国传媒较为固定的议程框架。媒体报道的一系列程序，从选题、角度、制作等，需要不断地适应这个框架。”可以说，每一位拍摄者都绕不开政治意识形态这个前提，淡漠它就容易造成误读。
　　例如，关于中国问题的话语中，西方人士长期以来习惯以几个焦点来构筑他们对中国的形象：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宗教问题等，只要在他国有关于中国这些方面的报道或影像，总能吸引50%左右的西方人，而普通的中国问题这一数据只有10-15%。
　　于是近年来，有关禁区的话题吸引了一大批国内DV制作者的眼球，涉及禁区的题材常常见之于网络报道中。有的还传出新闻：一些国内DV记录者的作品在BBC等卖出了高价钱。不难想像，背离这一框架的那些DV影像一旦拍摄完成并流入他国，将会怎样迎合西方敌对者的胃口！
　　国家形象误读，这将是DV者新时期潜在的悲哀。

　　道德底线与专业精神松懈造成误读

　　每一个有勇气拿起摄像机试图用纪录片反思自己和社会的人，都可能出于关注人和人性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摄像机作为一种私人隐秘生活中的暴力存在，我们的道德底线到底在哪里？如何确定道德底线？
　　在当下所谓“新纪录片”中，道德底线模糊的DV影像比比皆是。英未未的《盒子》是国内最早引人关注的一部新女性视角的纪录片，她在片中暴露出对题材和表现手法无所顾忌的态度，在其镜头和拍摄场地的选择中表露无余。很难想象，她“为了”拍一个同性恋题材而去“找”一对同性恋人！这个过程让人对她的拍摄目的和真实性产生怀疑。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片子是为法国电影节拍摄的，不公开放映，对片中两个女孩子不会有影响。
　  相对于《盒子》，太原作者常青的纪录片《老田》则是另一个典型。他直接和赤裸裸地拍摄了老田招妓的床上镜头！从他采用的镜头、机位看，或许那些谣言就是真的——这个妓女是作者花钱给老田找的。果真如此的话，这种道德行为必将伤害整个民间DV纪录片创作者！
    因此设立道德底线刻不容缓，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将面临纪录片界长期以来纷争不休的话题：纪录片真实性问题。可以说纪录片所有的困惑可能都源于这个像原罪一样让所有纪录片制作者无法解脱的问题。但现在可以把握的是，纪录片的拍摄，不能依靠伤害拍摄对象或者其他有关拍摄的人来获取自己认为的真实，这就是道德的底线。因为被拍摄对象在主动不设防或者被动不设防的状态下被直指内心深处伤痕的时候，这种痛楚远非肉体伤痛所能比拟。
　　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直指记录者的职业精神，包括记录者的职业理念、职业规则和职业习惯等几个方面。其中职业理念是核心，它决定了记录者的活动方式及评价标准。一旦对道德和评价标准松懈，无疑将减低DV影像的品格，在大众传播领域造成对国家形象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