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笔记都记载了一个小段子：苏轼抚着肚皮问众婢内为何物，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识见，朝云答得最妙：“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表示认同。这个小段子，也可以说是苏轼一生政见的真实反映，他提倡改革，却又不想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还有些天真地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与道德完善来实现变革。所以，当王安石强势推行新法时，苏轼对新法中的专制部分非常抵触，由此卷入到新旧党争的冲突中，身陷囹圄，几近身死。而到了保守派的司马光当政，完全废除新法，希望革除时弊的苏轼又与之产生了严重分歧，结果两头不讨好，于历次政治风波中被一贬再贬，吃尽了苦头。
熙宁年间，宋神宗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期望就此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当政后，经常称赞神宗行事独断果决、有主见，神宗听了很高兴。对此，秉性正直的苏轼很看不惯，他在主持汴京考试的时候，出考题为：“晋武帝因为独断而攻克东吴，苻坚伐晋却因独断而失败；齐桓公任命独断的管仲而成为了春秋霸主，可是燕哙却因子之的独断而衰败，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结果，这是为什么？”王安石一看就知道苏轼是在讽刺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加上苏辙这时候也站出来表示反对新法，王安石更是忿然作色，下令凡以这个题目中试者，不得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任职，把对苏氏兄弟的怨恨转嫁到了无辜者的身上。而迎合王安石的官吏，却很容易就做到了御史。苏轼曾以俚语作诗，予以尖锐的讽刺：“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双方的矛盾就此展开，也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了伏笔。
宋哲宗即位后，垂帘听政的高太后任用司马光为相，新法被逐一废止。在地方任职多年，对时弊陋习有深刻认识的苏轼，其实对新法的某些部分是肯定的，只是反对太过激烈的改革和官员的执柄独断，所以他并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全面否定新法的做法。苏辙的《龙川别志》载，苏轼有一次为了新法与司马光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司马光勃然大怒。苏轼很平静地说：“听说你当年与宰相韩琦讨论事情，曾担心别人容纳不了你的建议。今天你做宰相了，怎么又听不了我的一句话呢，难道当年的事情你都全忘了吗？”司马光怒气虽止，但心中怀怨依旧。
由于矛盾难以调和，苏轼主动请求离京到地方任职，到了哲宗亲政，打击“旧党”，苏轼又是屡遭贬谪。仕途多舛、一生未能充分施展政治才干的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录了一个梦：他某日醉卧，梦里有个鱼头鬼身的怪物，说是奉南海广利龙王之命来请。苏轼到了龙宫，不一会，仙界的南溟夫人和东华真人也先后来访。广利龙王拿出一段鲛人所织的白丝绢，让苏轼在上面题诗。于是，苏轼挥毫落笔：“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圣王时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三气变流光，万里风雨快。灵旗摇红纛，赤虬啧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无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
写完递给龙王，在座的神仙传看之后，都纷纷称好。这时候，龙王旁边的一个叫鳖相公的水族说：“苏轼作诗不避忌讳，直呼南海之神祝融的名字，犯了大王的名讳。”龙王听了顿然大怒。苏轼赶紧告退，出来后感慨地说：“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被相公为难和牵制。”
其实，此乃一个假托梦中故事说理的段子。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苏轼，生平亦以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为己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刚直不阿、讲究风节的他，又多受制于人，无法依其理想施政，屡遭挫折后，矛盾、苦闷而又力求超脱的心理，使他转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宣泄心中的憋屈和愤懑——无论凡间还是仙界都有的“鳖相公”，既是他对官宦生涯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诉说，亦是对由来已久的弊政进行的辛辣抨击。所幸的是，也正是在多舛的逆境中，苏轼的诗文进入到了一个精深华妙的新境界。(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青 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