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下午,钱老家中的灵堂里,被称为钱老“四大弟子”的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在钱老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作为空间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40多年前,他们组成“四人小组”,由钱学森耳提面命,亲自指导他们进行我国早期卫星技术和空间技术发展的探索研究。1963年至1964年,他们是接近钱老最多的人,这一段历史至今还鲜为人知。
钱学森建议上海机电院选派4名年轻人,由他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1962年,中国研制并发射了中近程火箭。运载火箭是发展人造卫星的基础。钱学森高瞻远瞩地认为,应尽早为发展人造卫星做一些先期准备工作。首先必须培养少数技术带头人。
1963年1月,国务院决定将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建制。钱学森建议上海机电设计院选派4名年轻技术人员到国防部五院来,由他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
上海机电设计院派出了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和褚桂柏4位年轻人,组成研究小组赴京。
褚桂柏回忆说:“1963年春节一过,我们四个人一月份来到北京。钱学森一看四个人的档案,笑眯眯地跟我说:我和你是同行。因为我是交大机车班的,钱学森在交大读书时也在这个系。我本来见这么有名的大科学家挺紧张的,这一说一笑,就不太紧张了。”
钱学森亲切地告诉他们,将在一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内由他亲自指导,任务是收集和学习国外人造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技术资料,跟踪国外宇航技术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钱学森特别吩咐后勤部门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吃住条件。
钱学森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中,每星期召见“四人小组”一次,从未中断过,每次大约2—3.5小时,先由组长孔祥言为主汇报一周来工作的情况,包括收集到的参考资料的名称、大致内容、学习情况、遇到的困难和下一步打算。然后告诉他们怎样学习和分析参考资料,并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带着问题学,加深理解。他特别强调,对国外的资料要独立思考,善于分析,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为了引导“四人小组”尽快步入卫星这一尖端科技的殿堂,钱学森采取了多种方式培养他们
首先,收集和研究国外资料,跟踪美苏等国的发展动向。
在钱学森的精心安排下,“四人小组”每周用一半的时间到国防部五院情报所上班,收集、学习火箭、卫星和其他航天器的参考资料。情报所为他们提供了专用办公室,还派该所研究人员帮助他们从该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查找和借阅资料。
其次,参与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
“星际航行”、“宇宙航行”和“空间飞行”等名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根据钱老的倡议,后来都统一改称为“航天”。
从1961年起,钱学森为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开设《星际航行概论》课。第一期是他亲自授课,于1961年9月18日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开课。来听课的人非常多,包括58、59级两年级三个专业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学者。由于座位有限,不少人自带凳子、马扎来听课。
当时没有教材,由力学所的雷见辉、喻显果二人记录、整理钱学森讲授的内容,然后印发讲义给科大同学。课讲完了,把钱学森的讲稿和记录稿综合起来,就汇总成《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朱毅麟回忆说，迄今,在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还没有一本航天技术概论的书,在理论高度和技术深度上能出其右者。
为了使他们把课讲好,钱学森和他们一章一章地讨论。在他们讲课的半年左右时间里,钱学森在每星期例行接见“四人小组”的时候都要听他们汇报讲课的情况;对于四个人提出的疑难问题,他都给予认真的解答。
朱毅麟回忆说，如果说,收集和学习参考资料,使我们开阔眼界,广泛了解国外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动态,那么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使我们大大加深了对有关星际航行和航天器技术知识的理解。
其他培养方式还有:担任星际航行座谈会的秘书,了解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研制、发射卫星的能力,为报刊撰写科普文章,代替钱学森给青少年写回信等。
钱学森曾亲自带着他们到地处北京南郊的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现在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总装车间参观火箭总装,到西南郊的试验站观看火箭发动机热试车。
经过钱学森的刻意磨练,“四人小组”初步掌握了星际航行和卫星设计的基本知识,在1963年秋完成了一个比较粗略的《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这也许是我国航天发展史上最早的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1964年5月间,在钱学森的推动下,上海机电设计院以“四人小组”为骨干,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卫星总体研究设计室——第七研究室。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65年5月完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为开展卫星研制工作培养了骨干队伍,积累了经验,打下了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