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11月2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时评，正题为《高端民营医院与社会公益不矛盾》，副题为《破除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陈旧观念，正是新医改之“新”的所在》。
此文开头讲述的是“在媒体上引起了一阵小骚动”的新闻：近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下称“仁济医院”）正尝试着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发展壮大。这家上海的老牌三甲医院，将位于浦西的仁济西院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转让50%的股权，既引入来自国内医院投资公司的资本，也成功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公司的参股。经过改制的仁济西院定位于营利性高端医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于定位于营利性医院，股改后的仁济西院据说不能成为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仁济西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将3倍于现在的价格。位于浦东的仁济东院依然维持现有体制。
从文章的正、副标题，读者不难看出：这是一篇为化公（立医院）为私（立医院）鸣锣开道的评论。作者在文章结尾说：“破除阻碍民营机构发展的陈旧观念，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正是中国新医改之‘新’的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上海仁济西院开辟了一条新路。至于说，营利性的、面向高端人群的仁济西院与非营利性的、面向普通民众的仁济东院如何相互独立运营，如何体现多种制度的并存，如何相得益彰，我们相信，仁济医院董事会及其聘请的CEO范关荣院长，自然有足够的智慧加以妥善解决。”
我不知道仁济医院董事会由哪些人组成，也不知道谁是CEO范关荣院长，我只相信，全国人民包括99%以上的上海市民与我一样“拎勿清”，所谓“我们相信”，顶多是顾教授和某几个人相信。我宁愿相信，这种化公为私的所谓高端民营医院，决非普通民众之福，更不会相得益彰。我尤其担心，假如董事会和范院长有足够的智慧，很可能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迅速掏空公立医院的“五脏六腑”。
不错，高端民营医院或许与社会公益并不矛盾。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不应当分谁是公立医院、谁是民营医院。民营资本愿意投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开办高端民营医院，专门为有钱人、富人治病，收3倍于现在国家规定的医疗服务收费，似乎也应当允许。只要不是医保定点医院，不仅不占用全民医保费用，还可以节省一些医保费用给更需要的人们，这的确看起来很美。但是，把公立医院“拉出去”搞什么高端民营医院，不但与社会公益矛盾，而且矛盾大极了。
请问：现有的公立医院是多了吗？如果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多了，可以整建制地迁移到中小城市去，就像当年红都、四联、中国照相馆支援北京，全国一盘棋嘛。就地改制成为股份制高端民营医院，并没有解决当地医院总体数量的多少，只是少了一处公立医院，多了一处富人医院，普通民众就医更加拥挤不堪。随着公立医院数量的减少，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普通民众就医环境进一步恶化，医疗质量进一步下降，医疗费用进一步加大，而看病时间更短、等候时间更长。这个道理很难懂吗？
一家公立的全民所有老牌三甲医院，搞“一院两制”，决不同于“一国两制”。我要请教顾教授：同一所医院，一拨儿医生成为“高端民营医院”医生，医疗服务收费3倍提高，工资、奖金和福利也相应提高3倍，对另一拨儿坚守在“低端公立医院”的医生不是一种严重打击吗？一院两制，当有危难病人需要某位技术高超的医生主刀时，他是先去为普通民众治病，还是先为付3倍费用的富人治病？就这一个问题，任你有多少智慧也难以妥善解决。一院两制的弊端多了去了，恕我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办多高的高端民营医院，我都举双手双脚赞成。我坚决反对把公立医院切出一块搞所谓股份制医院或高端民营医院，打着新医改旗号搞也行不通。这不是什么“新”的所在，只是已经大量发生过的通过改制化大公为小私，最新的例子就是上海徐家汇改制让余秋雨这类人变相侵吞公有资产。有多少公有资产，通过改制肥了一小部分人，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新中国60年，在公私问题上始终模糊不清，边界不清、权利不清，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前30年是大量化私为公，侵犯了相当多的私权利，后30年是某些人以改革、改制之名化公为私，鲸吞或蚕食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应当提倡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要犯河水，大道朝天，各走半边。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当前要特别注意的是化公为私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