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日刊登评论文章说，10月29日，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先生在北京去世；10月31日，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毫无疑问，海外求学的经历是二老日后伟岸成就的基石。困惑的是，如今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何止万千，为什么就是出不了一个如钱老抑或贝老的翘楚呢？原因是，如今中国的学术环境缺少孕育学术巨擘的土壤。
文章摘编如下：
10月29日，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贝时璋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10月31日，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再一次，两位堪称大师级的人物离我们而去。
中国人会悲痛许久。具备不朽人格与卓越贡献的他们，有太多让人怀念的理由。而这种怀念，又不仅仅是失去大师后的痛惜，其间更夹杂着对后继者的期许。这一年里，在不算长的日子里，已经有四位学术泰斗驾鹤西去。那么，又有多少学术才俊脱颖而出呢！
查阅钱学森和贝时璋二老的简历，很容易便发现了某些共同点。钱老1935到1955这20年间都在美国从事学习和研究，而贝老大学阶段的学习也几乎是在德国完成的。毫无疑问，海外求学的经历是二老日后伟岸成就的基石。困惑的是，如今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何止万千，为什么就是出不了一个如钱老抑或贝老的翘楚呢？
是的，如今中国的学术环境已经不具备孕育学术巨擘的土壤。即使你载着才学与梦想自海外归来，也未必有施展拳脚的舞台(我所谓舞台自然是学术的，而非其他)。长久以来，官僚治校，缺乏发掘才俊的眼光与动力，甚至压抑新人成长；功利的学术氛围，对埋头研究的人缺乏耐心。却偏执崇拜论文，追求数量，全不见其间掺杂多少抄袭与垃圾；不公正的学术利益分配机制，大学官僚垄断更多资源，并以此捞取更多利益，其直接后果就是做学术不如走官路。
培养大师唯有让学术独立
在如此境况下，还能潜心治学的人也算是圣人了吧？只可惜，世上圣人本就不多。凡此种种，学术与科学的良种很难在中国的大学校园生根发芽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阶段的教育与学术难以让人满意，这点想必没有异议。至于出路在哪，参考系其实很多。旧时的名校培养了一批大家；西方的院校，至今仍是大师辈出。对此，我们不应只有惊羡，结合当下中国国情以彼为师才是正解。它们成功的经验在哪，无非那么几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好耳熟的几句话，却如此陌生。有识之士已经呼吁良久，现实中还是难觅其踪，不可谓不悲哀。
让学术归学术，其他无关因素应自觉远离这个圈子。学术是独立的，其氛围自主且包容。现在，我们制造的多是“器物之学”或“学术泡沫”，离大师、大学问甚远！钱老生前，曾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笔者不希望日后钱老逝世10周年、20周年，甚至百年的纪念会上仍然有人如此感慨！先人已逝，大师何时还？(蒋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