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被称为“最牛政府奖金”的民告官案件。原告韩杰起诉邢台市政府不兑现其承诺的1650万元招商引资奖金。(10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是：1999年，邢台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内外开放加快招商引资步伐的若干规定》，其中承诺：“引荐内外商在我市直接投资的，可按外方投资额的1%~2.5%提取奖金。”2003年，韩杰领港商到邢台考察，后者先后投资16.5亿元——若按1%提取的话，韩杰的奖金额将达1650万元。然而，这笔钱，邢台市政府始终没有兑现，表示：“政府文件不是悬赏告示”，“‘可以’给予奖励，但不是强制性必须奖励”。最终，韩杰将邢台市人民政府起诉到法院。
从“言而有信”、“一诺千金”的角度看，邢台市无疑应该兑现自己的招商引资奖励承诺。所谓“政府文件不是悬赏告示”、“‘可以’不是‘必须’”之类辩解，实乃一种托词。时下，全国各地都在治理各种欠债不还的“老赖”，并且还要将具有信用污点的交易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以构建社会诚信。这种背景下，邢台市政府岂能不将自己的信用当回事？这样一来，如何取信于人？
其实，如果深一层——从政府行政规范特别是政府公共财政行为的角度来看，会发现，在这件事上，邢台市政府所面临的“失信”，实际上不止是“奖金不兑现”，同样也涉及公共财政制度本身。众所周知，政府并不是能直接创造财富的机构，其手中的资金均来自纳税人的贡献，是十足的公共资金；那么相应地，任何公共资金的收支行为，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必须纳入财政预算，接受公共的监督——1650万元的巨额招商引资奖金，绝非小数，更应如此。这正如《预算法》所要求的，“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
但目前，在“最牛政府奖金”的争议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公共财政迹象和公共监督过程。比如，“按外方投资额的1%~2.5%提取奖金”的规定，是否有明确的预算保证、列入财政预算，这一奖金提取方案本身是否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和审议，征得纳税人的同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邢台市政府不兑现1650万奖金，便不仅是对引资人韩杰的失信，也是对政府预算的失信——没有严格执行预算。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邢台市政府现在的做法也构成一种“双重失信”，既失信于韩杰个人，也失信于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本身——是否给奖金、怎样以及发放多少奖金，岂能由着政府自己想当然，而不付诸公共程序，接受广大纳税人的监督？
“民无信不立”。其实，最首要必须“立信”的，还是政府——其任何行为，既是在为民立信，也是在为民主法治条件下的公共制度本身立信。因此，如果“奖金”、“重奖”真是不可或缺的话，我以为，与其奖励“招商引资”，还不如追根溯源地去奖励这种立信行为本身更有价值。(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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