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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分田到户最早的“试验田”

2011-07-02 06:10:00    作者:李占江 滕敦斋   来源:大众网--大众日报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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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或许不太有人会注意东明县这个相对偏远的角落。但在1978年,这里的农民冲破政策上的限制和思想上的束缚,率先搞起了“大包干”,比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还要早
“大包干”时柳里村班子成员,右一为陈洪印。
 村民所指的老房,是1978年分田到户时柳里村最好的房子。
  □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李红民 
    本报记者 李占江 滕敦斋

  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或许不太有人会注意东明县这个相对偏远的角落。但在1978年,这里的农民冲破政策上的限制和思想上的束缚,率先搞起了“大包干”,比安徽小岗村的“分田到户”还要早。
    “冬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明县有50多万人口,200多万亩耕地,在菏泽地区人均占有土地最多。但从1958年到1978年的21年间,全县共吃掉国家统销粮2.4亿斤,花救济款5000多万元。年景不好时,外出逃荒要饭的少则一二万人,多则三四万人。许多村庄既没有牲口、肥料,也没有种子,劳动力外流严重。
  东明县沙窝乡柳里村当时有9个生产队,2000来口人。“地里不长粮食,全部是荒草,就是好收成,一亩地也不过收50斤小麦。”现年77岁的村民李金领说:“没有水浇地,没有化肥,也没有力气干活。”
  曾担任柳里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洪印说,当时社员的生活就是“三靠”: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看病靠救济。他还引用了一个顺口溜“冬天白茫茫(盐碱),夏天水汪汪(涝洼)”。
  因为人民公社吃的是大锅饭,不允许自己生火做饭,不允许干经营生产,就是喂只小鸡也算“资本主义尾巴”,随时可能被“割掉”。所以在那个时候,贫穷、饥饿成了普遍现象,村里的年轻人吃不上饭,走路都得拄着拐棍,小孩、老人饿得躺着站不起来……
  大集体干活,催几遍还不上班,到了地里也出工不出力。队里收了庄稼,社员也分不多,因为队里要留种子,养牲口还要留饲料。一年有时能分几斤麦,有时根本不动秤。如果麦季分了40斤小麦,就算有“余粮”了,但也只能在麦收后喝三四天的“好面条”。
    “试着水往前趟”
  地里不长庄稼的主要原因是群众不愿意种地,因为即使种出粮食,老百姓自己也不当家。看到这样下去不知什么结果,时任柳里村党支部书记的陈洪印开始动起了脑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曾教过书的陈洪印对政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全会的公告中,他注意到了这样一句话:“在边远山区,贫穷地方,可以将土地划一部分给群众。”这正好与陈洪印一个大胆的想法相吻合。
  “如果把地分到群众手里种,效果肯定很好,但上边没有政策,县里、公社没有文件,私自分地是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大事,说不定就被‘批斗’,谁也不敢这样冒险。”陈洪印说,但地不分又不行,不能眼看老百姓饿死,所以,只有“试着水往前趟”。
  时间到了1978年夏,又是一年麦收之后,大家分不到粮食。眼看离秋粮收获还得将近3个月,第九生产队队长陈世良先把队里的村头荒地“借给”队里的社员。“一个人也就是半亩,都是些盐碱地、洼坑地,满地是荒草,根本不长庄稼。”陈世良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只是给社员说这些地是让他们管理,不敢说分。“谁知道,到了秋后,借出去的村头荒地长满了好庄稼,而队里的好地仍然是种一葫芦打两瓢,这一比可知道了。”
  社员自己管理的地,秋收时自己将庄稼收了,队里没有了集体收入,甚至连种子也没了,就只有继续分地。于是秋季种麦时,还是用“借地给社员管理”这个理由,9个生产队相继都把队里的地分开了。
  身为村支书的陈洪印知道各队在分地,他没阻拦,因为他看到了分地带来的巨大动力,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挨饿,陈洪印默许了“分地行动”。
  分地到户之前,生产队实行的是“人七劳三”。就是说,分粮食时,按照人头分70%,按照劳力出工记的工分分30%,这造成村民劳动积极性不高。分田到户后,柳里村的土政策是“留够集体的,交够国家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这样一来,群众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不管啥主义,吃饱肚子都是好主义”
  柳里村是个很偏远的农村。但由于分田到户开始的早,这里来过很多大人物。
  沙窝公社有个高墙八队,是沙窝公社的老典型。1977年,县委书记王玉德到沙窝公社考察,走到临近高墙八队的柳里村地边时,王书记感受到了两个村庄稼的巨大差别。尽管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分地好,但仍没有人明确表态,王书记只能说:“干着、走着、看着。”
  1978年元月,刚上任不久的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东明县小井公社调研。当走进小井村张殿兴家时,发现屋子三间拆了两间换粮食吃饭,一家7口共盖一条被子,准备过年的粮食只有两捧地瓜干,一家人就指着几个高粱壳和地瓜叶拌成的菜窝窝充饥。
  周振兴看到后流泪了,回去后,他召开地区、县、公社和村四级干部大会。会上,周振兴大胆地提出了:“不管啥主义,吃饱肚子都是好主义”的说法。菏泽大地700万农民听完广播后群情振奋,心潮澎湃。
  1979年,在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后,柳里村把集体土地全部分到各户。周振兴先后到柳里村看了5次,当时的省委书记白如冰也于1980年来到柳里村,国家领导人万里、宋平都先后到柳里村考察分田到户,村支书陈洪印和柳里村都出名了。
  中央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吴象到柳里村调研,写出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新华社记者南振中来到柳里村,发表通讯《看粮囤》;戏曲作家在这里体验生活后,以柳里村为原型,编出了戏曲《红柳绿柳》。
    “我们生长在了一个幸福的年代”
  柳里村走对了路子,群众对陈洪印充满了敬佩和感激,于是一直推选他为领头人,柳里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十分坚强。直到今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陈洪印才因为年龄原因退休,由年富力强的现任党支部书记陈江所接班。这些年来,柳里村一直是沙窝乡的先进典型,各项工作走在了前列。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陈洪印说:“自从实行分田到户,老百姓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确,现在村村通公路、自来水,电冰箱、太阳能热水器、摩托车、甚至家庭轿车也进入了平常百姓家。
  “原来吃不上白面馍,现在顿顿离不了菜;原来一家只收百十斤粮食,现在水利条件好了,一家的收成都能到上万斤;原来牛拉犁耕,收麦累死人,现在机械化推广了,老百姓省了大气力;原来交‘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现在不仅不收钱,还发给种粮补贴,真是想都不敢想。”现任柳里村支书陈江所把农村的变化作了个总结。
  问到下步村里有什么发展动向,陈洪印说,分田到户是当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产物,但现在,土地流转是土地发展的方向。陈江所说,村里正在搞新农村建设,全村要整体搬迁,等村民都搬进了新建设的楼房,腾出的耕地发展高效农业。
  和柳里村同时搞分田到户的小井乡小井村、沙窝乡李沙窝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井村的小城镇规划正在进一步实施,李沙窝村果树、蔬菜种植渐成规模,正在走“公司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模式。一个令人鼓舞的画面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年代。”陈洪印说。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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