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大泽山找到了党的队伍

    □刘振光

    清明将至,又是一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时节,又是一个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携已成年的儿子和未成年的侄女,又一次站到了爷爷的坟前,凭吊先辈的一生以寄托心中的哀思。
    爷爷出生于清王朝风雨飘摇、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1910年,属相为“狗”,用他老人家生前的话说:“属狗的好啊!待主人好,待小偷小摸、土匪胡子狠啊!”
　　老人家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祖祖辈辈的家训为“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示儿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爷爷生活的年代家中曾经四世同堂,有二十多口人,兄弟姐妹九人,他为长子长孙。过去中国强调的是长子长孙要从小学着持家,所以后来老人家的几个弟弟都外出“闯荡”,有所“成就”,也有所“功名”,唯我的爷爷只有“秉父命、听母言”,一辈子留在家里守家种地。
　　在民不聊生的民国初年,由于勤俭持家,靠几亩薄田一家人还能勉强度日。可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小日本那铁路修到济南府”后,日本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爷爷和家人就与乡亲们一样朝不保夕了。日本鬼子进入山东,为巩固其在胶东半岛的统治,修建高(高密)平(平度)公路、青(青岛)沙(莱州沙河镇)公路,村中所有的青壮年包括部分老年人都被日本人“派工”去修公路,受尽摧残折磨。一日,一名50多岁的老人因患“痨病”实在支持不住蹲下来歇了一会儿,就被日本人拳打脚踢至不省人事,后又被刺刀开膛破肚扔到了刚刚挖好的路沟里。后来,爷爷才得知那位被杀的老人正是自己的岳父。
　　从此以后,民族仇家族恨在爷爷胸中如烈火越烧越旺。爷爷和几个一同修路的兄弟秘密商量,决定想方设法逃离日本人的魔爪。听说不远处的大泽山里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是专门对付小日本的,他们便寻找机会,凭着当时身体还算壮、跑得还算快,逃到了大泽山区,找到了党的队伍,并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爷爷老年时,我们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入党,老人家回答得干脆利落:“为了有饭吃,有衣穿,为了不受日本人欺负!”“共产党的队伍好啊,不欺负人!当官的爱护当兵的,拿咱老百姓当人待!”我们也曾问爷爷:“你们怎样打小日本?”“怎么打?真枪实弹公开揍这伙王八蛋!打不了,那我们就白天在山沟、山洞里用石头疙瘩造手雷、造地雷,晚上下山去日本鬼子的炮楼给他扔个手雷,在公路上埋几个地雷。手雷扔出去,炸死一个是一个,炸不死也让他们不安生。解恨啊!”就这样,爷爷他们不断与小日本周旋,一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
　　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后,国民党蒋介石则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刚刚回家安安稳稳种了没几天地的爷爷又遭了殃,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又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基于此,爷爷又设法逃离了壮丁队伍,回到了大泽山。这次回到大泽山,爷爷进一步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表现得越来越好。老人家晚年时,经常给我们“炫耀”自己被“大官”秘密派回村里担任党支部委员,组织农民“抗粮”、“抗捐”、“躲壮丁”的“光辉历史”,因为工作出色,还受到过组织的表扬。他还向我们展示过他一直收藏着、现在已传到我手里的一枚黄杨木刻的村公所公章。也正是这枚村公所的公章,在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让爷爷差点丢了脑袋。
　　1947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正是月黑风高时,爷爷带着20多岁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爷——在苞米地里“抢”掰苞米(当时村民不敢在白天收获自家地里的庄稼),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他知道这又是“还乡团”在抓人了。他急忙将我那从小就胆小的大爷按倒在地,并告诉他千万别吱声,自己则飞跑着往山里逃,可是在通过青沙公路时,还是被“还乡团”给抓住了,五花大绑被押到城西一个村的一座磨坊里。此时,磨坊里已经关押了几十个人,据说大多数都是党员和跟着共产党干的进步群众。后来爷爷才听说就是因为他被人告发有那枚村公所的公章,“还乡团”才在告发人的引领下进了我们村。他们先是冲着我家小院放了几枪,小脚的奶奶急中生智,三下五除二,打碎后窗,连拖带拽,带着我那当时只有七八岁的还在睡梦中的父亲逃了出去。穷凶极恶的“还乡团”在我家没逮到人,便拉走了我家仅有的一头小牛和一头毛驴,放火烧了爷爷刚刚从老爷爷那里分家得来的三间草房。
　　再接着说我爷爷当时被带到磨坊后,“还乡团”便在磨坊前一个水湾边架起了铡刀,将所关押人员一一审问,并抓来一大群老百姓陪审。“还乡团”审问后不管被审者是不是党员,只要没有老百姓出面“担保”就一律用铡刀将头颅铡掉。一时间,人们哭声一片,水湾刹那间变成了“血湾”。待“还乡团”往外拖拉爷爷时,他凭着自己一米八五的高个和强壮,死死拽住门框不放,结果门框被拽断,自己也被狠狠摔在地上。生的欲望促使爷爷又迅速爬了起来,他一抬头,看到人群里有一个老太太。啊!那不正是自己刚出嫁的五妹妹的婆婆吗?!爷爷急中生智高喊了几声“娘啊娘啊!我是您干儿啊,不是党员,娘!娘!”老太太一怔,人命关天,忙喊:“是啊!这是俺干儿!老老实实种地的!不是什么党员!”说着,老太太双膝跪地,叩头不断:“求!求老总!他是俺干儿,不是党员啊!”“还乡团”见老太太心急情切,便吼道:“老婆子,你敢担保?”
　　“敢!”
　　“用什么?”
    “两口袋豆子!”
    好险!“还乡团”信以为真,拿了那两口袋豆子,竟将爷爷放了。从那以后,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老太太去世,不管收成如何,爷爷一直将其五妹妹的婆婆当成自己的老人供养,最起码一年背两口袋豆子给老太太。在老人去世时,我爷爷披麻戴孝行孝子礼。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担任村里的支部委员,还被推举为林业队队长,用爷爷的话说,那可是个不小的“官”。在儿时的印象里,爷爷经常到大队部、公社和乡里开会,每次去之前和回来后总是显得特别兴奋,还经常给我和弟弟们传达会议精神。我最早记住的几句毛主席语录还是爷爷一句一句教给我的,不过后来上大学后,我才明白原来爷爷仅凭记忆教给我的语录虽然意思都是对的,文字上并不怎么准确。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爷爷那里知道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道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解散了林业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爷爷也老了,不再是村里的支部委员。但他仍然坚持参加党员会,坚持经常到林业队的果园里转转,并叮嘱父亲,待自己百年后要埋在果园里。
　　1994年爷爷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旅程,无疾而终。他走得很安详,临去世前几天爷爷还对我父亲讲:“我生没赶上好社会,长没赶上好世道,老了以后有住有吃,赶上了好社会,共产党能啊!”　在爷爷坟前,我一边给儿子和侄女讲着我所知道的爷爷那些过去的故事,一边清理着坟头上干枯的杂草……临离开爷爷的坟时,儿子说:“咱给我老爷爷磕个头吧!”我们双膝跪地,连叩三头,不求别的,只求我心目中那特别的爷爷九泉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