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台大米”是怎样炼成的

　　1965年,孩子们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插秧。

　　□　赵　磊　满　涛　时景文
　　鱼台,历史悠久,因境内遗有鲁隐公观鱼台而得名,是孔子著名弟子闵子骞的故里,素有“鱼米之乡、孝贤故里、滨湖水城”的美誉。千里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为鱼台送来肥田沃土,纵横交错的17条河和星罗棋布的千口方池,为49年前的治水改稻准备了基础,稻改之后,“鱼台大米”享誉四方。
遍地汪洋,涝灾无算
　　水对于鱼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据《鱼台县志》记载:“鱼台东临南阳、昭阳二湖,地势低洼。境内河流,上承苏、鲁、豫、皖4省20余县客水。每遇涝年,洪水汇集,湖水顶托,河水倒漾,遍地汪洋。清至民国,涝灾无算,洪灾48次。”鱼台有史记载的水、旱、风、冻、虫等灾患共一百数十次,又以洪涝灾为主,有一百余次。水灾之后复又旱、虫接至,一遇湖涸河干的大旱,鱼台人便如油煎火烤一般,十室九空,饿殍满地,人民离散。史载:“1640年,大旱,蝗愈织,南阳诸湖涸,饥民蜂拥诸湖,掘食草根,鬻妇女,人相食。十四年大疫,死亡相籍。”《山东民报》载:“1928—1930年,大旱三年,饿殍载道,十室九空。情形有不忍言者。”
　　“穷则思变,自古皆然”。建国前的鱼台,“鱼邑水患、历世堪悲”。建国后的鱼台,政府不断进行水利建设,变水害为水利。1950年—1955年,以加高、加固河、湖堤防为主,但使全县约有70%的良田变为沼泽。1956年,又转为疏导为主,乡乡村村挖排水沟,又致沿湖地带平地行船,房屋倒塌。1958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了单一排灌站九处,将坡野积水排入河、湖,但是,地表水刚排出,湖、河水又渗上来,地下水降不下去,庄稼不断受渍而死。1960年—1963年,筑台田,修条田。由于没有统一规划,零星分散的台、条田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毁坏了大量田地,不久即废。
拼死拼活结硕果
　　1964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年,这一年在鱼台农业发展史上是浓抹重彩的重要一笔。这一年,鱼台重新建制,30岁出头的张程震任县委书记。然而这一年又是水灾,一只木船载着他进入了鱼台。
　　水灾造成没有固定的县委驻地,县委暂时栖居在被退水之后的泥泞包围的县农具厂几间破房子里。满目泥泞,秋收无着,春荒将至,怎么办?张程震带领县委召开全县人民献计献策大会,总结经验教训,调查研究,认为可变水害为水利,前期还是治水方法上不够全面,最终作出决策,坚定治水种稻,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全面实施稻改,彻底改变人民群众深受水灾之害的状况。
　　治水方案确定后,县委清了清全县的家底,发现虽然当时全县号称有22万人,但其中有7万人外流,在家的15万人中,除去老、少,能上阵的不过8万人,每天只靠4两口粮生存的8万人能完成这项浩翰工程吗?
　　那个年代,有一句话最能说明张程震治水的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张程震做动员讲话,没有讲稿,站在土台子上走来走去,他说,我们鱼台人民不靠天不靠地,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把水治好。到今天,回忆起那次大会,很多人还记得听过讲话后自己的决心:“拼吧!县委指到哪里,咱就拼死拼活干到哪里!”
　　一股劳动的大潮席卷了鱼台大地。鱼台人的“拼死拼活”结出了惊人的果实:从1964年12月到1965年4月的150多天里,共建成64座排灌站,挖成干渠、支渠7296条,总长2757公里,搬运土石方1500万方,投入劳动力280多万个。整个工程的投入,除了国家投资20%外,其余全是群众自筹。据工程人员计算,包括田间工程在内,当年搬动的土石方,如果筑成一米高的土坝,可以绕赤道一周半。
稻改之后“过长江”
　　新中国成立后,鱼台在治水同时,水稻种植从未间断,但面积不大、成功较少。据《鱼台县志》记载:“1953年,安庄互助组甄锡武等用龙骨水车提坑水种水稻4.6亩,喜获单产187.5公斤的好收成。1954年,全县试种水稻81亩。1956年,金乡(含鱼台)县委、县人委把治水与试种水稻提到议事日程。当年试种水稻300亩,平均单产200公斤。1957年,金乡县委稻改的思路更加明确,决定在原鱼台境内陈湾灌区试种水稻2000亩,长势良好,后遭百年不遇特大洪水淹没。1958年,山东省委指示在沿湖地区大力发展水稻生产,鱼台境内水稻种植3477公顷,单产1260公斤,谷亭区佃户李高级农业合作社种稻186.7公顷,单产3750公斤,获国务院‘大面积高额丰产奖’。”
　　1959年、1960年受“五风”影响,群众积极性受挫。到了1964年,金乡县(含鱼台)水稻面积达到4.5万亩,平均单产在150公斤以上……即便如此,鱼台“农业收成靠天,群众吃饭靠天”的穷困局面仍然没有较大的改观。
　　1964年12月,鱼台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变水患为水利后,改变了农业生产春旱秋淹的局面。从1965年开始,鱼台大力推广临沂水稻栽培技术,为每个生产队培训3至4名技术人员,组织干部和技术人员共同编写“水稻栽培技术”教材,并按照治水改稻计划,采取上下结合、干群结合,边计划、边修改,计划栽种20万亩至25万亩,实际栽种水稻35.35万亩,平均单产165公斤,人均占有近500斤稻谷,多年的贫困县一举变成余粮县。
　　1965年12月2日,《大众日报》发表了题为《奋起改造自然、涝洼面貌改观、鱼台滨湖洼地变稻田》的文章,介绍了鱼台人民艰苦创业,一年巨变的先进事迹。
　　与此同时,县委组织专人到江南稻区求稻种,到稻区学习技术,还从江、浙聘来100多名技术员,指导鱼台种植水稻。水利条件、稻种、技术等项工作基本具备了,就在第二年春,在全县开展了耕翻稻田、进行田间工程配套、育秧、趟田、播种等农事活动,顺利完成水稻插秧任务。并改革种植结构,实行工程措施与作物改种结合,发展水稻,形成稻麦连作新的种植格局。
　　1966年,鱼台全县水稻种植面积已达45万亩,粮食亩产由1963年的69斤提高到357斤。但受“文革”冲击,县、公社、大队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水稻面积连续三年下滑。1967年水稻面积下降到20万亩。直到1975年,水稻种植面积回升,稳定在40万亩,平均单产350公斤；出现了稻麦年亩产过“长江”的高产典型临河、米滩、八里弯等大队；涌现出人均贡献吨粮的小丁庄、马河等生产队,全县人均贡献粮食250公斤以上,为山东全省人均贡献之冠,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山东省委提出号召“南学鱼台,北学桓台”。
　　如今,鱼台水稻面积稳定在35万亩,“鱼台大米”作为国家地理保护产品,成了全国优质大米的代名词,鱼台也成为“北国江南·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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