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海南三亚市，两名女生殴打一名女生，旁边的男生拿着手机拍摄。（资料图片）

　　2015年6月，福建永泰县初三男生小鸿被同学殴打致切除脾脏。（资料图片）

　　“时间真的能够抚平伤痛吗？”

　　2014年，一项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这项研究经过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童年时遭受欺负，可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长达约40年的持续影响。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近年来，校园欺凌案层出不穷。围殴、逼迫喝尿、下“春药”，不断出新的欺凌招数挑战着社会道德底线。曾经被欺凌的孩子，随着新闻的火爆广受关注，又很快淡出视野。他们成为不断累加的案例中的一个数字。那些发生在他们瘦弱身体上，隐匿而绵长的伤害鲜被关注。

　　他们都去哪儿了？记者回访发现，转学、搬家……大多数受害方选择隔离那段经历，但离开就能解脱吗？

　　心底的“切尔诺贝利”

　　徐晓艳让家人丢掉了被打时穿的背带裤。但隐痛却挥之不去。

　　“没以前开朗了”，忙于打工的父亲发现，一年过去，那个曾经健谈无忧的女儿变得有些急躁，“有时候有一点事情，就发脾气。”

　　2015年6月21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一栋大厦的天台，14岁的徐晓艳跪在烈日里，被9个女孩欺辱殴打。磕头道歉，自扇耳光。她被勒令站起来，很快被一脚踹得跪倒。叫骂声中，一名女生甚至跳着扇耳光。

　　欺凌持续了2个小时。徐晓艳总共被打了一百多个耳光。视频传到网上后，很快震惊全国。

　　就在徐晓艳被打前一个月，一名连云港电大女生遭遇了更加恶劣的欺凌。“衣服扒光，用打火机烧头发、拳打脚踢，打了一夜。”在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李保群的记忆里，被打的女孩脸都紫掉了，身上全是青的，施害者还揪着受害人头发，强迫受害人面对镜头拍裸照。

　　几乎同一时期，在福建永泰县，初三男生小鸿长期遭受同学欺凌。在中考期间，他被3名同学殴打致切除脾脏。

　　在青岛本地，16岁男生腾腾不堪长期欺凌，从教学楼4楼跳下。今年4月16日，植入他腰部和腿部的钢钉被取出，但已构成六级伤残。

　　来自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统计显示，仅2015年1月至5月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就达40起。

　　逃离事发地，是这些新闻事件中的受害者常做的选择。

　　出事后，徐晓艳的父亲托熟人，在离家60公里的一所高中“求”来一个名额。

　　曾担任连云港电大女生受辱案审判长的李保群向记者透露，案发后受害女孩跟随父母移居上海。

　　“现在孩子情况比以往有了很大好转，不上学了，在上海打工。”4月14日，该案受害人代理律师李凡告诉记者，为了彻底隔绝那段不快的记忆，受害人将善后事宜委托给亲戚处理，甚至不愿接触代理律师。

　　考虑良久后，广东省汕尾被打女孩阿倩的母亲许女士婉拒了记者的回访。“阿倩已经转学，不想平静的生活再被打扰。”

　　记者辗转联系的12起典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害方大多不愿提及往事。

　　封存记忆或许会让人更有安全感。“这种经历就像心底深藏了一座切尔诺贝利，一不小心打开那扇门就会窒息。”一位遭遇欺凌的受害者说。

　　持续一生的后遗症

　　不断出现的校园欺凌事件引爆了公众情绪。

　　一位广东的女士，因为与网友“人肉”的某位施暴者同名，在9个小时内接到了近千通骚扰电话和400多条辱骂短信。

　　许多成长经历中遭遇欺凌的受害者也被唤起记忆。在著名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仅详细讲述有关欺凌遭遇的已有近3000人，转评者上万。

　　他们中，有的多次尝试自杀，“身上的刀疤上百道”；有的带了菜刀，“放在课桌最深处”无数次想象砍死欺凌者；还有的抑郁成疾，远赴海外。

　　“安眠药放进嘴里，水果刀架上手腕。”24岁的陕西大学生刘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想结束“一生的噩梦”。

　　小学六年级转入县城最好的寄宿制学校后，内向、软弱的他很快成为同学欺负的对象。他们“攻占”他的床，扒光他的衣服，用衣架抽打他。为了不被妈妈和老师发现，他不敢洗澡，也不敢回宿舍。

　　“坏孩子”变本加厉，把积攒了一周的尿液放在一个盆里，“等我进厕所，一下倾倒过来。”他在惊愕中听见宿舍传出的大笑声——“羞耻感、疼痛感，混着臭味把我淋湿在了那个漆黑的夜晚。”

　　十几年过去，从六年级延续至初三的欺凌像根刺，极不舒适地扎在身体的某个地方，时不时让他重回10多岁时懦弱的自己。除了经常性失眠，他的情绪会突然失控。他在人际关系上也遇到了问题。“不愿与人深交，特别想得到爱，又特别害怕失去。”

　　吉林大学大三学生高景行自毕业后，再也没有回过曾经就读的初中，“厌恶那里的一切”。那段被欺凌的日子，让他觉得自己像奴隶社会斗兽场中的困兽—— 一种被人取乐的工具。“一个人出手打你，你不还手，他就继续发力。你还手，他更开心……会再上来一个人压制你。”“根本就是无法解脱的，就像空气，怎么都躲不过。”

　　2009年，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文新等研究者通过对2603名小学儿童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儿童有过身体、关系等方面的同伴侵害经历。通过严格的相关性分析，研究者还证明，“儿童的身体侵害、关系侵害水平越高，其孤独感、社交焦虑以及抑郁水平越高。”

　　2014年，一项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明了欺凌行为更深远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7771名遭受过欺凌的个案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本该避免的事故

　　残酷的欺凌本应该有化解的途径。

　　在事发前的两个月和前几天，都有陌生QQ账号找上徐晓艳“臭骂”一通。徐晓艳这才明白，在大约11个月前，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她，因为制止课堂上正在说话的女生，遭到记恨。

　　被制止的女生曾对自己的班主任表达过对徐晓艳的不满。“班上同学说，确实是她当时说话最厉害。”该班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问清基本情况后，便没有再深究。

　　来自受害者的“求救”信号也常常遭到成人世界的屏蔽。

　　腾腾跳楼前，曾不止一次跟妈妈说，学校有人欺负他，“她以为只是小打小闹”。出事前的寒假里，他跟妈妈提出不想住校了，妈妈说，“还有两三个月就中考了，怎么就坚持不下来？”

　　儿子跳楼后，腾腾的父亲想起以前开家长会，老师和家长都只关心“孩子们在市里、级部里又上了多少名次”，根本不注重心理和安全教育。他只恨自己后知后觉。

　　在欺凌最严重的时候，刘洋也曾向班主任提出换宿舍，但并未被理睬。

　　在高景行看来，学校和教师模棱两可的态度助长了校园欺凌的发生。“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人家老是欺负你”之类，来自老师的质疑让他觉得被“二次伤害”。

　　事实上，因为遭受欺凌产生的报复性杀人事件，曾经成为欧美等国重新认识校园欺凌的转折点。1999年，科罗拉多州两名曾长期遭受校园欺凌的高中生，枪杀12名学生和1名老师，最后自杀。事发后，包括科罗拉多州在内的多个州通过了相关的反霸凌的法律。

　　“国内受访的大部分老师都觉得自己学校的欺凌行为非常少，至少不严重。”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吴竞在做研究生论文时，曾在河南省发放1000份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让她感到诧异的是，即使是学校的心理老师都觉得自己的学校没有欺凌。老师们普遍觉得，那些打架、闹别扭都是小打小闹，“小孩子懂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一份涉及26个省份的社会调查呈现了这种意识淡薄的尴尬后果。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件发生后，68.18%的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其中，近半数受害者是向老师或家长报告后无果，最终不得不独自忍受。

　　高景行清楚地记着，初一下学期，有一晚，坏孩子挑战了他的忍受极限，他鱼死网破地与对方干了一架，被老师逮住。

　　“老师的逻辑是，只要你动手了，你就不是弱者，不是被保护的一方。”这让他感到绝望—— 忍着忍不住，反抗也不行，他闪过一个念头，“想把那些欺负过我的人都杀了”。

　　不要害了下一个“我”

　　到新学校上学的时候，徐晓艳的父亲把孩子的经历告诉了校长。“现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她都很好，时不时找她交流一下。”他在无奈中抱着乐观：女儿性格好，终究会被老师和同学喜欢。

　　不过，对于大多数没有“出事”的校园欺凌当事人来说，他们的欺凌经历通常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活在一次次自我撕裂、一次次自我重组的绝望中。”刘洋这样评价被欺凌后的日子。

　　小学六年级的他，开始听摇滚音乐，心里的压抑在重金属的狂躁中得到宣泄。十几年来，他坚持长跑，运动带来的多巴胺让他感到身心的愉悦。“我还从书本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喜欢音乐，学了好几种乐器，即使都玩得挺烂，我每天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加油。”

　　在社交网络上，他号召每个人关心身边的孩子。他悲观地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他一样，在经历了劫难后，拥有了一颗铜墙铁壁般的心脏。“很多人走不出来，无法像我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答题。”

　　高景行觉得自己摆脱欺凌的方式“非常讽刺”。初二之后，学校按照成绩分配宿舍，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脱离苦海。

　　初三毕业，当他拿着档案，走出那所“积累了所有怨恨的学校”，第一次感觉空气那么值得去呼吸——“是啊，我再也不需要接受那种屈辱的生活。”

　　但是，毕业照上的那些人，仍然让他困惑。他们摆出剪刀手，笑得挺阳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么坏的事？”

　　李保群在法庭上给出了回答。在连云港电大女生受辱案宣判的法庭上，李保群引用了卢梭的话劝诫当事人：人都有善恶两面，你们曾经被黑恶笼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能让人性的善多沐浴光明。

　　不过，这并不能被受欺凌者接受。

　　“在法律制裁普遍缺位的时候，宣传‘以德报怨’，寄希望于人性，就会害了下一个无知的‘我’。”一位成都的受欺凌者反复质问记者，“你说除了‘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他无数次幻想自己成为《夏洛特烦恼》里的夏洛，“穿越回去，把他们暴打一顿，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抚慰。”

　　徐晓艳的父亲并不希望女儿在日后的生活里遗留这种愤怒。他甚至不再纠结被拖欠的赔偿金，唯一的心愿是女儿的身心在平静中得到修复。

　　进入新学校不久，老师曾提议让徐晓艳担任班干部，遭到了他的反对。“我不让她当，就是怕她再惹那个麻烦。”

　　本报记者 李兴丽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徐晓艳、刘洋、高景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