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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日14时25分,在山东省中医院住院部,济南铁路局铁道战备舟桥处63岁的党员刘永同志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的家人和战友,还有医生,默默向他致哀。随后,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刘永的遗体被拉往红十字会医院,最后一次被送上手术台,眼角膜、头颅、躯体……又肩负起了新的使命。
这是刘永在生命终结之后为社会、为人民做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把遗体捐赠给医疗事业。
“是社会上捐献的肝,还有组织的关怀,让我多活了这么些年,我必须回报社会。现在只剩这身体了,有用的部分能救一些病人,有病的部分可以作病理试验,为医学作贡献”。
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当意识清醒的时候,刘永反复对亲人和前来探望的老战友说。弥留之际,几乎已说不出话的他,仍在用眼神苦苦地哀求妻子和儿子 “求求你们,让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直到妻子泪流满面地点头答应之后,这位与死神搏斗了整整十年、动过三次大手术的舟桥老兵,终于“安心”地走了。
他的遗体随即被医院运走,甚至来不及作遗体告别——这一天恰好是五一劳动节。
“当兵的时候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啥也没有,连骨灰盒都没有。”直到现在,刘永的大姐和弟弟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他有这个想法很久了,自从生病以后,他就多次向山东红十字会、省立医院申请过。”刘永的老乡、舟桥处原总会计师朱惠堂说,“当时我和其他战友都劝他,你父母90多岁了,他们肯定接受不了。”
“刘永捐献遗体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称不上壮举,但可以说是一种善举。他用自己生命的全部,诠释着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时时刻刻感恩企业、感恩社会,努力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一颗红心。刘永所做的一切并非空穴来风、一时冲动,这与他生前厚德敬业,实干先行的高尚品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年70岁,在该处党委书记岗位上光荣退休的吴登祥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心情激动地说。吴登祥的一番话引出刘永生前一连串鲜为人知的故事。
刘永, 1952年出生于河南,1973年参军入伍,铁道战备舟桥处原来是部队编制,他开始在独立舟桥团五连当战士,由于吃苦耐劳当上了班长,后来当了排长,再后来团部机关后勤处物资股需要一名助理员,刘永被选拔了上来。那时起,刘永就抱定了感恩部队,感恩人民的心。用他的话说 就是:“岗位是部队给的,军粮是人民供的,我当兵就要干一行爱一行,用岗位奉献报答自己的部队,报答自己的人民。”
七十年代初,刘永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握紧拳头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当时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油料、物资、食品等都是按照计划供应,刘永作为一名物资股的助理员,手中的权利令人眼红,他自己认为“身安不如心安”,决心用“铁面无私”感恩部队赋予自己的责任。
当时,部队要建造一个营房,需要大量片石、砂子等材料,铁路系统为确保军运物资运输,对军运车皮有着特殊的确保供应方式。一次,一个老乡需要3个车皮集运一批石块,便偷偷找到刘永:“铁路运输1立方米石块6.5元,我给你1立方米9元,你不说我不说,你挣一点钱,也帮我解决了困难。”刘永婉言拒绝,他说:“我能干这个岗位是部队对我的信任,我不能对不起部队!”
刘永在岗位上是名管理物资的干部,涉及到装卸任务只需他安排一下,由班长带领士兵完成就可以了。但是,每次他安排完了,还是放心不下。某年除夕,晏城站运到了修理战备库的43车石头、水泥、砂子,正赶上雨雪天气,他怕士兵卸完砂子清理不好道路,影响了铁路其他物资的运输,便披上雨衣亲自到站盯控,并且一到现场便参加了卸车,士兵们被他的举动所感染,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他们干活过程中都忘了那天是除夕。
1984年,舟桥团由部队编制调整为地方编制,刘永和同事们面临着脱下军装选择新的工作方向,一部分提升到了别的部队、一部分转业到了地方,而刘永没有和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只是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都是党的需要。”刘永被转为仓库保管员,工作变得更难更苦更累。
白天,刘永在仓库整理战备物资,由于物资多,有的不能全部一次性进入库房,晚上还要做好防盗工作。特别是一些机械配件,附近村民有的拆去变卖,刘永就组织人员进行防护。时间长了,刘永总觉得防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附近村民讲清楚丢失一个配件,一台机器就要停止运转,这给国家会带来巨大损失。于是,他走访了附近的村庄,和村庄大队书记一起做好村民工作。
刘永工作出色,被调整为经营科科长,等他理清头绪,刚开始准备扑下身子大干一场,更重要的任务又落在了他的头上。
2003年,该处承接了河南商丘至周口的高速公路建设任务,成立了项目指挥部,处领导考虑到涉及拆迁及与当地联系其他工作方便,需要派一位群众基础好、有做群众工作经验、能够联系处理各种业务关系的精干人员担任党支部书记,时任党委书记的吴登祥等领导看中了刘永,刘永虽然知道这个差事不如多经部经理干着舒服,可是他感恩领导的信任,感恩同志们的支持,便欣然接受。
一干就是2年多,刘永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甚至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他一般白天要到省里、县里、乡里联系一些手续、业务关系等事宜,附近涉及拆迁的居民为了多要一些拆欠款,早晨5点左右就去敲刘永的门。刘永苦口婆心为他们做工作,直到刘永上车去办事,有的村民还要拉着车门不让走。晚上回来又是一些村民在等他。刘永铁面无私,严格按照拆迁政策办事,个别村民进行威胁,刘永勇于担当,耐心劝解“修路是为你们当地谋福利,你们想多要钱又不符合政策,接下来便是拖时间,晚完成一天,意味着大家晚使用一天……”村民走了,刘永还要总结一下一天的工作,安排一下明天的事情,那些日子,一天有时候他休息不到4个小时。
朱惠堂到项目部检查指导工作,看到刘永忙里忙外,一直闲不下来,便劝他要注意身体。吃饭时,朱惠堂发现刘永抚摸着肚子,用手指使劲顶着,脸上苍白,便问是不是病了,劝他到医院检查一下,刘永说没事,可能是一天跑来跑去,一口没吃好,胃里不舒服,再说时间不长项目就要完成,等回济南好好查一下。
病情一拖再拖,2005年底,刘永需要向处里当面汇报情况,便回到了济南,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双脚已经穿不上鞋子,便请假到医院检查,第三天检查结果传来噩耗,他患上了肝癌,而且已经很严重。
2008年,刘永先后经过245次化疗和伽玛射线治疗,对癌细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时间一长,肝功能还是在逐渐衰弱,医生建议移植肝脏。
移植肝脏有两大难题:一方面需要“肝源”,另一方面需要一大笔资金。这两大问题,让刘永一家人愁眉不展,甚至感到了绝望。
这时,舟桥处工会辛克卿主席闻讯,带着处党委的嘱托,立即赶往医院,向他和家人详细解读了济南铁路局“不让一名职工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让一名职工子女上不起学,不让一名职工看不起病”的“三不让”政策,让刘永安心治病,刘永一时热泪盈眶。
肝供体是个难题,大家就一起帮着询问,在医疗机构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近半年多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供体。
2009年刘永得以顺利进行了第一次手术。接下来,癌细胞转移,他的胰腺、盆腔先后做了手术。舟桥处领导和同事多次到医院探望。家人和战友也无微不至地对他照顾。
其间,刘永第一次做手术,除了按规定医保政策报销外,济南铁路局“三不让”资金为其补助60000元。他治疗期间,先后为其报销住院、门规救助12754元,工会困难救助7000元,共计79754元。刘永握着工会主席的手,扑簌着眼泪说:“有了组织才有了我的今天,有了社会上的好心人,才能让我活下来!”
刘永知道供体来之不易,知道自己在“三不让”的庇护下挺着家庭的脊梁,自己又是一名党员,自己还能为党、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什么,他不断地思索着。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靳斌说:“一年前,刘永咨询我,他的身体在医学上还有没有用,如果要捐献遗体怎么办理一些手续等等,直到上个月,刘永清醒之时和我正式提出捐献遗体的要求,我帮助联系了红十字医院办理了有关手续。我觉得这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我们当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这个国度里,需要的是莫大的勇气和家人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感恩的心,融入了刘永的血液,浸透了整个身体,融入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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