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反家暴法实施第4天，济南市市中区就成立了全市首个反家暴联席会。本报记者 宋立山摄

　　我国首部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已过去俩月，近日，齐鲁晚报记者采访发现，离婚案件中涉及家暴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市民很少，而且已经发出的保护令也面临着诸多执行难题。

　　齐鲁晚报 记者 宋立山 邢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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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了句离婚 丈夫刀砍岳母

　　“你敢离婚，我就弄死你全家。”近日，潍坊市坊子区的李蒙一脸恐惧地告诉记者，这几乎是丈夫的口头禅。

　　28岁的李蒙与丈夫结婚5年，有个3岁多的女儿。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后，很快坠入爱河并闪婚。然而婚后不久，两人就因一件小事争执不下，丈夫对她大打出手，牙齿打出了血。

　　被打之后，李蒙伤心不已，丈夫又是道歉又是哄，李蒙就原谅了。没想到，这只是开头。“只要有争执，就会对我拳打脚踢。”她哽咽道，连自己穿什么衣服都要丈夫同意，出门前要汇报，晚回来就会被打。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滨州市阳信县的成玲玲身上，对她来说，丈夫就是个摆脱不掉的恶魔，不仅语言威胁，还辅以行动。去年冬天，丈夫拿刀子到岳母家，砍伤了岳母和小姨子，一切只是因为成玲玲坚持要离婚。

　　刺伤人后，丈夫恶狠狠地撂下话，“你们去告我吧，反正我是伤人罪，顶多判上几年，等我出来，我不会轻易饶了你们。”这话像噩梦一样回旋在成玲玲耳旁，为了家人安全，她选择了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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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要罚丈夫钱 就不申请保护令了

　　对于成玲玲这种遭受家暴却无法摆脱婚姻的女性来说，反家暴法似乎让她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山东明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刘纯清说，根据反家暴法，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便没有提起离婚诉讼，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就在3月4日，反家暴法实施第4天，济南市首个反家暴联席会议办公室、反家暴维权合议庭在市中区人民法院成立。市中区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反家暴维权合议庭审判长高玉峰说，自成立以来，他接到了二三十个咨询电话，多数为自称遭受家暴的女性，咨询如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咨询的不少，申请的却一个没有。

　　高玉峰说，其中一名女性称，丈夫下岗后买了辆小车卖豆浆，结果刚开始干就被城管没收了，生活不如意，时常借酒浇愁，喝了酒就打她，因此她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高玉峰听了之后，表示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但是对方接着追问，“如果他再打我，会把他怎么着？”在得到“（丈夫）可能会被拘留或者罚款”的回答后，该女性当即说，“我不申请了，罚钱也是罚我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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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实践中 被认定的家暴仅一成

　　高玉峰说，上述这名女性很典型，还想继续过日子的，往往不会真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过不下去的，会直接诉请离婚。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近700件，高玉峰粗略估计，其中七成以上女性在庭审中主张自己曾遭受过家暴。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家暴并非易事。高玉峰说，在离婚案件中法官最终认定存在家暴的不足一成，“一是难以界定，在家庭矛盾中，双方偶尔推搡或者互相击打，算不算家暴？二是举证难度大，比如，如何证明身上的伤疤就是家暴所致？”

　　不仅在离婚案件中，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举证也是一大障碍。反家暴法要求，法院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因此当事人是否有充足证据，显得尤为重要。高玉峰建议，首先是及时录音录像，如果条件不允许，则尽量第一时间报警，并主动要求民警出具相关的司法文书，“仅凭报警记录不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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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申请了保护令 不到半月又被骚扰

　　反家暴法实施两个多月来，全省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多。其中，德州市陵城区法院、菏泽市巨野县法院和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曾先后发出过。

　　而保护令在执行过程中，更面临诸多现实障碍。2016年3月，巨野县的单某带朋友到家中饮酒，酒后对妻子王某实施殴打，之后又怀疑王某有外遇，再次对其侮辱谩骂，拳打掌掴，折磨长达一个多小时。警方介入后，单某写下《离婚保证书》，并分居。刚过去两天，单某就强行闯入王某住所，撕碎保证书。王某再次报案后，单某转而骚扰王某年迈的父母，吓得王某住进了宾馆。

　　不堪忍受的王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4月22日，巨野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单某对王某实施谩骂、殴打、骚扰、接触等行为，禁止其再接近王某及其父母住所，裁定有效期为6个月。

　　然而，半个月不到，巨野县人民法院凤凰法庭庭长李磊就接到了王某的求助电话，单某又开始骚扰她和家人了。目前，法院正积极联系单某，如果单某确实违反了禁令，法院将对其进行训诫，如果单某仍然执迷不悟，法院将依法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该案件只是人身保护令执行难的一个缩影，李磊坦言，“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后，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场所、时间的特殊性，使得法院无法24小时对被申请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李磊表示，这需要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协助执行，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各部门具体如何分工配合，都不明确。

　　高玉峰也有类似的担忧，“如果裁定被申请人搬离受害人住所，搬到哪里去？谁来监督，保证被申请人不再搬回来？而如果申请人受到跟踪之类的骚扰，不但执行困难，举证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