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分类在两会上也成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厦门等8市就被确定为全国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16年过去了,一些地方现状并不尽如人意。看看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如何出招。

　　2 月21 日，在合肥市蜀山区梅园公寓内，社区居民在刷卡后将不同类型的垃圾放入智能分类垃圾箱内。新华社发

　　过分依赖二次分拣是一种错位

　　早在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然而,16年过去了,有的虽出台了各项措施引导垃圾分类,但效果仍有待改进。

　　“最后基本上不都是混装混运、一倒一埋了事?后面处理不分类,前头垃圾分类有意义吗?”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刘娟(化名)说,自己知道垃圾分类是环保、节能的好办法,去国外旅游时也被人家垃圾分类的细致感到震撼。“但市民给垃圾分了类,却眼看着环卫工人把不同标志垃圾分类桶里的垃圾倾倒在一起运走,感觉像做了无用功。”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曾表示,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实际上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他坦言,垃圾分类推行难,在于垃圾分类、转运、处理三个环节本应“环环相扣”,实际上却彼此割裂。“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解决,一味强调让老百姓分类就没有意义。”

　　实际上,为了指导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北京市在2010年发布指导意见,规定每个试点小区都要建立一支分类指导员队伍。最初这些“绿袖标”一般是退休的大爷大妈,如今越来越多的由物业保洁员和外包人员担任。绝大部分“绿袖标”变成了纯粹的二次分拣员。

　　对于“绿袖标”的尴尬变化,身为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发展分公司一线清扫保洁员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腊英颇有感触。“很多志愿者的工作是从居民扔的混合垃圾中挑拣出厨余垃圾,倒进独立的厨余垃圾桶里。每隔一两天,把二次分拣后的纯净厨余交给市政运输车拉走。”陈腊英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错位,“垃圾分类责任主体”模糊不清,也没有落实“谁产生谁负责”的概念。

　　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处理全程要环环相扣

　　“生活垃圾从产生到最终处理,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到位,都会对后续环节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垃圾治理全局。”陈腊英建议,在源头上,市民进行垃圾分类,要从学校开始培养孩子们的垃圾分类意识,在社区和街道培养市民的分类意识。此外,应该制定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信息化管理等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进行垃圾的全流程管理。

　　今年两会上,民建中央提案建议制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法》,各城市结合实情制定配套实施细则,使垃圾处理各环节纳入依法管理轨道。同时,探索完善垃圾收费价格调整机制,坚持产生者付费的原则,通过价格杠杆来促进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和减量化。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当前很多地方启动了垃圾分类工作却没能落到实处,达不到预期效果,说明无论是民众的认知、习惯、责任感,企业的回收、利用、产业化,还是政府的投入、管理等,都存在一些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认为,垃圾分类进展缓慢,管理偏软和缺少坚持是重要原因。要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常态化,就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和法律法规。“垃圾分类首先需要国家通盘考虑,需要统一的、权威的立法保障。”白岩松建议尽快制定全国性法律来规范垃圾分类,立法中不仅要明确垃圾分类标准,最关键是鼓励、引导和保障垃圾分类处置产业化。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离不开新技术新企业

　　多年从事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全国人大代表、潍坊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国田认为,垃圾分类实际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必须从政府、企业、民众等层面共同发力,缺一方而不可为,尤其是具备一定处理规模和高新技术的企业,在垃圾后期减量化、资源化处理上至关重要,要让企业能够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垃圾分类处理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形成合力。”

　　“填埋和焚烧总会产生一定污染,最好是最大限度地把垃圾转为资源。”刘国田说,金丝达自主研发了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通过机械全自动化分拣垃圾,再经过多级破碎、剥离、淘洗、分选,各类垃圾被机器“吃干榨尽”,并通过多条传送带找到各自“归宿”,最后变成塑料、玻璃、砂石、布匹等真正可利用的资源。在分选过程中,含有高浓度有机质的淘洗液经过厌氧产生沼气,平均每吨还可以发150-200度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国芳 廖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