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济南市反家暴庇护所启用一年。目前，反家暴庇护所共接收了14名求助妇女，他们被救助后，大多选择带着孩子回娘家；此外，不少市民也拨打了反家暴庇护所热线电话，但咨询内容多是帮忙打官司办离婚、分割家产等，已超出其能力范围。

　　一年接收了14名受助者

　　反家暴庇护所位于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二楼流浪妇女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一进门，屋内的粉色调透着温馨，房间南北各放一张单人床，沙发、茶几、衣柜、电视、空调等陈设一应俱全。“每天都清扫，今年冬天还特意通上了暖气。”中心主任陈晓黎介绍。

　　济南反家暴庇护室内情况。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摄

　　反家暴庇护所运转一年，已接收过14名妇女，陈晓黎介绍，“只要符合救助要求的，申请人身上带伤或有其他证明存在家暴，救助人员核实后，反家暴庇护所都会接收。”

　　除提供临时庇护外，庇护中心还提供反家暴救助热线服务。陈晓黎介绍，反家暴庇护所刚成立两三个月内就有上百位妇女拨打过救助热线，但之后，打热线的人越来越少，“几天接不到一个。”

　　“公众目前对反家暴庇护所的职能存在认识误区。”陈晓黎称，从热线反馈内容看，许多人提出的要求，大多超出了反家暴庇护所的能力范围。

　　庇护后，多数人选择回娘家

　　“大都是报警或赌气离家出走，由派出所或好心市民送来的。”陈晓黎介绍，，14名受助妇女来到反家暴庇护所后，大都选择带孩子回娘家。除了回娘家的选择，个别求助妇女在反家暴庇护所冷静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家与丈夫继续过日子。“丈夫通常都会带着孩子一起来，起初有些人可能不愿回去，但一看见孩子心就软了，就跟着回去了。”陈晓黎说。

　　但如此选择有时并非明智。去年上半年，张女士就前前后后四次到救助站要求庇护，“每次来的时候满身伤痕。住上几天，她丈夫就来领她回家，没几天她又一身伤的来救助站。”陈晓黎称，每次接人，张女士丈夫总带着孩子。

　　直到张女士第四次来救助站，“忍无可忍”的陈晓黎联系了张女士的家人。“原来她一直瞒着家里。”“那次以后，她再也没有来寻求庇护。”

　　精神异常的，找直系亲人更重要

　　尊重受助者的主观选择是第一原则，但遇到精神异常的受助者，帮助其寻找到直系亲人更为重要。

　　2016年12月，庇护站接收了一名中年女子。“女子精神异常，怀孕七八个月。”通过其随身物品上的信息，陈晓黎联系到女子丈夫。“他自称是女子丈夫，已结婚一年。未表明身份，还出示了当地村委会出具的居住证明。”但陈晓黎不放心，一直要求其出示结婚证。经确认发现：两人已构成事实性婚姻，但未领结婚证，“最后通过派出所，找到女方父母，送她回了家。”

　　原则上在反家暴庇护所居住不能超过10天，但受制于寻亲难度以及社区协调的难度，守护妇女居住往往会超过10日。因遭遇家暴，家住省城东部的孟女士赌气离家出走。“大约50岁，精神正常，知道其家庭住址。”进站几天后，陈晓黎便按照地址打算送孟女士回家。“送了三四次，当地社区居委会因拆迁分户问题迟迟不接收她，最后还是当地民政部门协调的。”

　　律师说法

　　隐忍只会助长家暴升级

　　早在2003年，槐荫区青年公园办事处曾成立过反家暴庇护所，但由于资金压力大、得不到认可等原因，该庇护所只运营了两年。

　　对于救助站反家暴庇护所的前途，陈晓黎十分自信。“它已成为救助站常设部门。”陈晓黎表示，救助站属于民政部门，从现阶段情况来看，“这一块所需经费应该不多。”

　　针对目前反家暴庇护所叫好不叫座的运营状况，陈晓黎认为：中国女性大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不愿意抛头露面寻求庇护，“另一方面开放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经济条件，她们倾向于选择亲戚朋友处或宾馆暂住。”

　　山东大学社会学家张洪英表示：目前，庇护中心仅起到了收容庇护作用，反家暴庇护所若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多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确保受害者人身安全；司法部门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调解工作由社区出面。”张洪英称，救助细则还需要进一步规划。

　　“面对家暴，‘劝和不劝离’的传统思路必须改变。”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友震认为，作为受害一方，应勇敢面对家暴，尤其是要对第一次家暴说“不”，“在众多案例中，受虐方第一次遭受欺负时不吱声，往往会让家暴持续升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