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由于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获的日军官兵日益增多，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能对他们进行系统教育，进而争取和团结他们的日本工农学校。

　　毛泽东周恩来都参观过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仅20余人。校长由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担任，副校长由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担任。赵安博同时还分管行政和教务，并兼授“中国话”课程。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从战场上俘获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

　　日本工农学校举办首次开学典礼时毛泽东同志和许多中央机关发来贺词，赠送锦旗。每逢新学员入校开学，朱德总司令都要到校祝贺，并与大家促膝交谈。毛泽东、周恩来还参观过学校举办的展览会，观看学员演出。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总分校或分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在读学员也从最初的11人增加到后期的200至300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

　　日本工农学校及其活动，引起了日本侵略当局的极度仇视和恐慌。他们起先是封锁消息，到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便一边骂学员是“卖国贼”“贪生怕死”，一边派特务进行渗透。

　　学员津贴相当于八路军连级干部

　　日军士兵长期接受“皇国史观”教育，信奉所谓“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的信条，有的人被俘之初甚至相当一段时间内，表现出自暴自弃、悲观失望的状态，并伺机逃跑或自杀。但无论前后方甚至在战场上，学校领导都不把这些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作为敌人对待，严格执行“不杀”“不辱”“优待”“对愿回家归队者开释”的俘虏政策。

　　在生活方面，学员们受到特别优待，衣食住需全部按高于八路军普通战士的标准免费供给，每人每月还享有3元钱的津贴，这相当于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待遇。每逢中国和日本的重要节日，还额外拨发会餐费。1941年初，因日寇加紧对我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但仍然把工农学校作为第一类供给单位，尽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为克服困难，边区军民开展著名的大生产运动，情况逐渐好转，学员们的伙食也随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为白面，一天两顿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刚从“皇军”那边过来的学员见此情况不禁感叹：“那边的伙食太差了，我们都吃不饱。像这里的伙食，在那边不要说吃，就连看都看不到。”

　　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他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学员毕业后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学员们毕业后，奔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进行针对性很强的宣传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

　　毕业于山东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他毫无畏惧，不止一次地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军中去！”最后被杀害。今天，在江苏省赣榆县(当年金野博被捕的地方)烈士陵园，竖立着一座高4.5米、呈手榴弹形的巨石纪念碑，上书“日本国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场上，为中日两国人民解放事业奉献出宝贵生命的日本同志，姓名在录的就有近40人，还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

　　学员回国后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延安一片沸腾。8月16日，学员们汇入了延安军民庆祝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洪流，也学着陕北老百姓的样子，扭起了秧歌舞，庆贺这极度欢乐的时刻。

　　8月30日，八路军在王家坪礼堂为即将告别延安回国的全体学员举行隆重欢送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到会。9月18日，学员们在边区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延安。

　　回国后的学员，几乎全部都成为日中友好事业的积极分子。他们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著书，揭露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赞扬和讴歌“延安精神”和我军正确、英明的俘虏政策。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良好、广泛的影响。(冯晓蔚/《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