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天，莘莘学子纷纷步入高考考场，也迎来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站。而在40年前，冬天来临前，工人、农民和下乡知青们，全然没想到自己会从这些身份中解脱出来，成为大学生。现在的他们已是活跃在社会各界的人才。当年，他们是如何奏响人生交响曲的，让我们来听听老学长的故事。

　　喜讯猝不及防

　　备考摸不着头绪

　　1977年10月份，《人民日报》突然发了大篇报道，意为恢复高考。这个消息传遍全国，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那一年，报名人数高达570万，几乎所有人都想去试一试，但最后的录取人数仅有27万左右。

　　知道这个消息时，梁如霞已经在青岛老家的低压电器厂当了三年工人，做手表壳子;杨守森则跟在潍坊高密老家走村串乡的公社电影放映队里，闲暇时看小说写诗歌，做着文学家的梦;而下乡知青彭欣，当时在济南历城董家公社，跟着老乡下地除草、喂猪、挖水渠……

　　所有人为之振奋，但谈到如何备考，几乎无人知道在短时间里该如何应对。从知道消息到参加考试，只有一个多月，“那时没教材、没复习资料，备考数学就拿出高中的教材翻翻，复习地理对着大地图瞅，历史是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背当时的政治路线，考试时我连标点符号都没错。”梁如霞笑着说。

　　杨守森则只能在放电影时，坐在隆隆的机器后看一会儿数学。“数学虽用力最多，考得却是一塌糊涂，才不过几十分。”杨守森想起来哭笑不得。

　　但实际上，不管在干什么，他们从未放下的却是对读书的向往。“那时对知识的渴求，你们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懂，那时的知识真是匮乏。想要看电影，就那几部来回看，《地道战》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一本书大家来回翻得烂烂的。”从小在教委大院长大的彭欣，一直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大学梦。

　　而杨守森所在的高密县小村庄，是眷顾这个年轻后生的。“那里虽贫穷落后，但有一些喜欢读书的年轻人，《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常在他们中间传阅、讲述。我在十几岁时，也半通不通地跟着他们读过一些，大概从那时开始，不知不觉地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对知识有种“害饿”的感觉

　　1977级的学生成分最为复杂。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六七岁，孩子都上初中了，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有些则是拖家带口来上学。除了极个别年龄较小的应届生外，大都有过几年不同的社会阅历。下乡知青、退伍军人、码头搬运工、木工……

　　上了几年“社会大学”，再进入知识的象牙塔，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把读书当成了头等大事。大学里除了看书别无其他，通宵达旦，被辅导员赶回宿舍后，一旦熄灯，走廊、卫生间、校园电线杆子下，全都是读书的身影。由于那时候书籍资料匮乏，每人都是争先恐后地看书，因为书很快就被别人借走了。“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只有快考试了才通宵看书，那时候对我们而言，考试反而不是重要的事儿，读书才是。”梁如霞说。

　　彭欣告诉记者，那时大家对知识有一种饥渴，“有一种‘害饿’的感觉，像饿了太久的孩子突然看到了食物。”杨守森将这种饥渴归结为懂事。“比如我，上大学时已经22岁了，现在来说是大学毕业的年龄，已经知道好歹了，机会对我们来说确实来之不易。”

　　中文系的杨守森，一直订有1976年复刊的《诗刊》，每逢刊物到手，他都会发狂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诗经》《离骚》《唐诗三百首》，全都下过背功;学校图书馆里，凡当时已经开放、得允借阅的古今中外诗集，差不多都借阅了一遍。“我甚至曾有过一天写十几首诗的狂热，那时的学校操场全都是摇头晃脑的读书人，那时候几乎没人顾得上谈恋爱。”杨守森笑着说。

　　有故事的1977级大学生

　　1977级大学生，大浪淘沙后脱颖而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高考故事。

　　梁如霞也曾想，假如自己不考大学，会是什么样的人生?可能也会像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当工人，后来经历“下岗潮”，然后自寻出路，可能会比现在曲折很多。但是，梁如霞也知道，自己本来就是“想干点事儿”的人。“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不能上大学，我可能会当个诗人吧，总之肯定不能只是机械地干活。”

　　对杨守森而言，高考确确实实改变了他的命运。“对于我这样的农民之子，录取通知书意味着可以吃国库粮了，可以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了……如果没有参加高考，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入流的作家吧，又或者是农民，也可能是村支书。”杨守森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因无缘高考，至今仍为农民。

　　1977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1981年到1982年间，1977年考录的27万大学生陆续毕业，为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19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11年的积压，67万毕业生会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填补了巨大的人才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