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才原本打算今年6月底就彻底“退休”的，但是这次又没能退下来。其实，5年前他就已经退休了，但因为没有接班人，他被医学院返聘。在过去的5年，他曾因各种原因想过“不干了”，但还是都没放下他做了41年的特殊工作：在青岛大学医学部负责接收捐献者遗体。

　　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从年初他就决定退休。性情如同老顽童的他，希望晚年生活能轻松自由，“但是又泡汤了”。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继续干下去，刘志才忍不住又答应下来。

　　农业技术员当了副教授

　　每天早饭后8点20左右，刘志才从黄台路的家里出发，沿松山路步行约10分钟，来到位于登州路22号的青岛大学医学部松山校区的办公室。从1976年进入医学院至今，41年里，刘志才专注于一项工作———收集、处理和管理人体标本。

　　刘志才像位老农：身体不高，背稍驼，头发花白，衣着老旧甚至有些破损，人一坐下烟不离手。年轻时在同事中，他年龄排行老四，老朋友、老同事习惯叫他“四哥”，青年小伙打趣地称他“四大爷”、“四爷”。

　　刘志才1952年出生，老家潍坊诸城，祖辈农民。初中毕业后，刘志才在公社务农。作为少数能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他成为农业技术员，教村民给庄稼施肥用药。勤劳认真，干活干得好，“六年没挨过批评”，颇受当时公社领导欣赏。

　　1974年10月，当时的青岛医学院要办技术员班，学制两年，属中专性质，毕业后留校工作。刘志才不想学医，但他的小学老师帮他报了名。阴差阳错，原来想学农的刘志才学了医。

　　两年的学习和实习后，1976年7月25日，刘志才正式进入青岛医学院工作，任医学院人体结构学教研室技术员。

　　人体结构学教研室的工作分为三部分，除上课前为学生准备好需要的标本外，另两个部分最重要、最特殊：接收遗体和将接收的遗体制作成标本。用行话说，他们是“搞解剖的”。

　　刘志才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岗位上，后来随着青岛医学院并入青岛大学，他的工作单位到了青大。2012年退休的时候，技术员出身的刘志才已经是高级实验师，“相当于副教授的级别。”因此，外人也称呼他为“刘教授”。

　　退休那年，刘志才获得了“青岛市劳动模范”称号。但由于他的工作一时无人接替，于是他被医学院返聘。

　　41年接收遗体达上千例

　　做遗体接收和解剖，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更需要不怕吃苦和胆大心细。由于常年接触福尔马林药水，他双手被不断灼烧，几乎每周都要蜕一次皮，在制作标本30年的时间里，他双手蜕皮成百上千次。

　　2006年，刘志才做了最后一个标本。此后，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另一件事上：接收捐献者遗体。

　　刘志才回忆，在他刚工作之时有规定，“各地医学院有义务协助公安系统保存尸体”。于是，在除了在实验室给学生准备、制作标本外，刘志才还要去接收死囚遗体、无主遗体，最多时候一天接收4具。在还没有自愿捐献遗体的年代，这些遗体成为教学研究的主要遗体源。

　　1982年2月9日，青岛医学院教授、著名人体解剖学专家沈福彭教授去世，沈教授生前和他的好友、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约定，两人去世后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医学研究和教学，沈福彭教授成为青岛也是山东省第一个遗体自愿捐献者。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教授去世，遗体也捐献给了医学院。两位教授开创了青岛遗体志愿捐献的先河，也成就了一段佳话。刘志才和两位教授有过同事经历，对两位教授的举动非常钦佩。

　　此后，青岛的遗体自愿捐献开始逐渐升高，80年代每年捐献者有10例左右，90年代每年有20例左右，2000年开始慢慢增多，2016年达到70多例，今年已有44例捐献者。目前，青岛遗体捐献总数达到了695例。刘志才现在接收的遗体中，全部都是来自自愿捐献的。

　　与遗体打交道，很多人常常为此感到晦气。但是医学的进步、医学生的培养，离不开这些遗体做出的巨大贡献：医学专业必须以解剖学作为基础，而学习解剖就离不开标本和遗体。

　　刘志才见证了青岛遗体自愿捐献的全过程。在他看来，这几十年里，人们的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捐献者越来越多，“有一位城阳老人，填写了捐献志愿书，后来搬家到海阳了。他怕去世后我不去接他的遗体，还特地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给他说我一定会去。”在刘志才看来，这些捐献者的做法伟大，想法朴实，“捐献的角膜能给别人带来光明，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帮着培养个好医生。”

　　具体接收遗体数目，刘志才算不清，估计也有一千多例。“拉遗体这么多年，我可以当团长了。”他打趣地说。

　　手机号成了“捐献热线”

　　刘志才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他的手机都随时开着，以保证有捐献遗体的去世者家属能随时联系上他。刘志才有两个手机，其中一个就印在《遗体自愿捐献书》上对外公布，现在，这个号码几乎成了“捐献热线”，“等到不干了，这个手机号就交上去，以后接班的人继续用。”

　　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接到有捐献遗体的电话，他都会叫上接收遗体专车的司机，第一时间动身赶往捐献者家中，赶上天气不好，还要在暴雨大雪里来回奔走。有时候半夜十一点出门，回来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老伴担心他不想让他去，两人为此还闹过别扭。为了不打扰老伴晚上休息，两人一度分开睡，即使这样，刘志才也把手机声音调到刚好能在睡眠中听到，半夜接到电话后悄悄出门。有一年小年当天，刘志才刚把最后一个菜炒完端上桌、准备和家人共进晚餐时，接到遗体捐献者家属电话，他二话没说，立马出发。有一年大年初三，电话一响，刘志才夺门而出。

　　“人家捐献，很伟大，打电话过来，老让人家等着，不好。”刘志才说，又一次凌晨5点他接到一个电话， 向殡仪馆叫车去接收遗体，但是殡仪馆车要排队，一直等到早上9点，去到捐献者家中后，对方很恼火，刘志才只能赔不是，解释原因。

　　如果同一时间接到两个捐献电话，他则会请示其中一方少晚会赶到。即使顺路，刘志才通常一次出车也只接一位捐献遗体回来，然后再折返去接收另一位。他觉得一次出车把两位捐献者都拉上，捐献者家属会不高兴，这也是对捐献者的不尊敬。遇到二三十岁的年轻捐献者，他也感到可惜，“这么年轻就没了。”

　　有时候，他也遇到过一些特殊情况无法完成捐献，比如一位有捐献遗愿的老人去世后，老伴打电话让刘志才去接收遗体，但是去到后老人的女儿不同意捐献。结果母女俩因此吵了起来，刘志才白跑一趟，不光不生气还会安慰家属，“捐不了就不捐，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

　　填好表、盖好章，在捐献者家中办完交接手续，刘志才总是询问对方是不是要到医学院做告别仪式。如果有告别仪式，家属的要求他都尽量满足。每次接收完遗体离开时，65岁的刘志才总是弯腰鞠躬，向家属表示感谢。在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候，他忙前忙后，和捐献者家属一起，向捐献者鞠躬致敬。仪式结束，捐献者家属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刘志才告诉家属，在遗体使用的时候，学生们还会举行个仪式，缅怀捐献者。

　　常年劳累一度病倒

　　长期无规律生活，再加上吸烟和年龄原因，2015年年初，农历春节前，刘志才突发脑溢血。这次住院休养1个多月，春节也是在医院度过的。

　　刚出院刘志才就闲不住，紧接着就干活。老婆担心他，发脾气，但管不住他。住院回来，刘志才左手很长一段时间不受控制，他的精力大不如以前。直到现在，刘志才还每天两次吃着大粒中药丸，不过忙起来他也经常忘了吃药。

　　2015年4月，刘志才感觉自己力不从心，于是学校又招进一位江西的学医出身的“90后”小伙刘宇锋来帮他，大小刘搭档工作。刘志才的胆大、不怕吃苦、做事认真，让刘宇锋非常敬佩。老刘很快成了小刘的偶像。现在，当需要接收捐献的遗体时，爷俩通常一起出发，尤其是在晚上。

　　因为这份工作全年没有上下班时间，刘志才近30年来除了仅有几次短暂的回诸城老家外，没再出过青岛。今年7月25日，他工作就整整41年了。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同事杨桂明这样评价刘志才。得知记者要采访刘志才，大家不由竖起大拇指，“做到这么好，真是不容易！全国也没几个这样的人吧？”“都能上感动中国了，你说是吧？”刘宇锋丝毫没有开玩笑的表情发问。刘志才自己倒是有些不以为然，“我父亲说，什么事都要有人干，只要人真能吃苦，都能干好。”刘志才说，父亲也是干起活来不着家的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刘志才说，他原本打算退休后和老伴一起全国各处走走，要去的地方他都规划好了，“去北京，去沈阳，去长白山，去北大荒，小学课本里说北大荒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看看是什么景象。”除北上外，南他还计划南下去苏州、张家界、井冈山、长江三峡……说起这些来，他显得有些兴奋。剩下时间再学习些农业种植技术，年轻时候想学农却学了医，他感觉“有点遗憾”。

　　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一个愿望。刘志才这次又没能退休，在不限期的继续从事着自己奉献了41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