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上午9点半，在龙山商场路家烧饼店，56岁的老路——路阴河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儿，一边不时打个电话或接个电话。电话内容，几乎都是男女青年希望他帮忙牵线相亲的。

　　8年成就了110对美满姻缘，对这一对卖烧饼的夫妻来说，是个很值得自豪的数据。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找到他们。

　　“我给年轻人介绍对象时，尤其是给女方，有句话说得很清楚，不能要高价彩礼，否则不给介绍。”老路说，这是他们夫妻的一个原则。

　　但并不是所有的媒人都有老路夫妻这样的觉悟。事实上，近年来，彩礼过高等问题在全国都饱受诟病，聊城也难以独善其身。不过，万事都不是绝对的，受经济发展以及移风易俗等文明新风影响，少要彩礼甚至不要彩礼的情况也正在出现，并且越来越多。

　　城市彩礼问题一般比农村好一些

　　订婚要多少彩礼?在聊城各个县(市、区)长期以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价目表”。

　　在龙山商场做生意的鲁女士说，在她了解的东阿部分地区，除了“一动不动”即汽车和房子外，订婚时一般是拿六万六或八万八，10万多的也有。据她说，这一数据，在聊城的绝大多数地方都适用。相较而言，在聊城城区，彩礼数目要少一些。

　　阳谷县闫楼镇陈堂村村支书李瑞红说，现在，村上订婚的彩礼一般是六万六，女方回礼最多的是两万，最少的是六千六，多数回一万。

　　“我们汇鑫街道最近一直在搞移风易俗文明宣传，这两天去了南王村，彩礼一般都在五六万元左右。”22日下午，汇鑫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武莹说。

　　而在聊城的莘县、冠县以及东昌府区郑家镇等地方，价码还要更高些。百元人民币“三斤三两”“万紫千红一片绿”等动辄十几二十万元的彩礼，依然很有市场。

　　事实上，不同的人家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家只是拿彩礼当一个程序，订婚时男方拿来多少再拿走多少。而在有的人家，尤其是在女方家里还有未成婚儿子的农村家庭，这一大笔彩礼，能回到男方手里的几率就要小得多。

　　“现在各个地方甚至各户人家，要不要彩礼，要多少彩礼，其实都是不均衡的。”22日上午，聊城市礼仪庆典行业协会会长王福存说，总体的一个规律是，城区以及各个县城的情况比农村要好一些。

　　现实中的彩礼问题有多方面原因

　　为什么在很多地方这些年彩礼价格“水涨船高”?路阴河认为还是男女比例不均衡。农村男多女少，城里则相反，女多男少。这种不对等，造成了彩礼价格的不一。

　　冠县一单位工作人员郑芳馨向记者提到了这样一件事，今年春节前夕，他们单位下村去搞活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组团相亲。“其实这个词我也曾经听说过，但亲眼所见还是第一次。那些小伙子有的局促不安，有的自信满满。一个姑娘在两三个媒人的簇拥下，嗑着瓜子正在和一个年轻人沟通。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怎么整得跟招聘一样啊?这么多小伙子等着相一个并不算漂亮的姑娘?”郑芳馨说，“村支书当时就说，我们村500人，家家都拼了命地生儿子，现在差不多5个孩子中4个是小子1个是闺女，这还得说如果女孩不出门打工，如果都出门打工，家里就只剩下光棍了，上哪儿找媳妇?”

　　此外，要面子、互相攀比、拿彩礼当做婚姻筹码等原因也不容忽视。更有甚者，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影响，一味逐利等价值观扭曲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今年的聊城两会上，政协委员王志达在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提到，一些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女儿就这样出嫁，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

　　此外，采访过程中也不只一个人提到，尤其是在农村，受男女比例失衡等因素影响，职业媒婆推波助澜也在导致彩礼高涨。

　　“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王志达在提案中这样说。

　　这诸多因素决定了，在聊城乃至全国的很多地方，限制彩礼金额绝不是简单一句话的事儿。接受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高唐县尹集镇王庄村村支书李保平坦言，现在农村办喜事，通过红白理事会发挥作用，可以在喜宴规模、参与人数等因素上实现有效引导，但对彩礼的限制，短时间内并不容易。

　　少要彩礼甚至不要彩礼，可喜现象正在增多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少要彩礼甚至不要彩礼等可喜现象也正在出现，且越来越多。

　　高唐县清平镇军户李村的李孟忠，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去年嫁女，一分钱彩礼没要。“只要你们小两口过得好，不让我们操心就行了。”他对女婿这样说。

　　高唐汇鑫街道王签庄村以前是西瓜种植特色村，也是个富裕村。尽管如此，前几年过高的彩礼钱，还是让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不过现在好了，村里根据街道统一部署，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全村上下正通力合作刹住这股歪风。现在说媒不是先问彩礼多少钱，而是看村里的‘四德榜’上有没有这户人家，上了榜的家庭都更容易找媳妇儿。”王签庄村村支书王泽先说。

　　在阳谷县闫楼镇陈堂村，村上男孩子结婚，女方也有不要彩礼的。李瑞红说，村上有1500多人，近年来土地流转，家家都在附近工厂打工上班，60%的村民买了楼房，有楼有车。“这两年，村民仅在镇上信用社的存款就有400多万元。村民手里有钱了，加上我们一直力推移风易俗，所以在彩礼方面的情况要好很多。”李瑞红说，给孩子娶媳妇，花五六万块钱，村里六七年前就这样，这些年没变过。但是，订婚后结婚再要钱的现象没有了。

　　“越穷越要钱，越有越不要。”李瑞红也说，有钱的人家，要的彩礼反而更少一些。“不但不要彩礼，女方陪送一二十万的也有。”总的来说，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大环境造就人。

　　“从中国传统角度来说，彩礼自古有之，本身不是恶俗。只不过，现在有些人把这本经念歪了。”王福存说，要改变彩礼过高的局面，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好地方经济，增加家庭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村民通过巨额彩礼来改变家庭拮据现状的现象。同时，要大力加强移风易俗等文明宣传以及法制宣传教育。

　　此外，包括李保平、王福存等人士接受采访时也提出，希望能积极探索在地方法规层面划定彩礼上限，对不切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及时制止，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记者 赵宗锋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