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焦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大型墓葬M152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南区陶器祭祀坑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大型墓葬M91随葬玉器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有咱章丘焦家遗址

　　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评选会在北京落幕，26个初评入围项目的发掘主持人介绍了遗址的发现发掘情况。经过评审和投票，最终产生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规格高于大汶口遗址

　　焦家遗址位于章丘区龙山街道办事处焦家村西约800米，南距城子崖遗址4公里。2016年和2017年，山东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和章丘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焦家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以及近千个灰坑，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主体年限大约是距今5500年到4500年。

　　此次入选“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委会专家对焦家遗址如此点评：“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城址，在黄河流域也是最早的城址之一。该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遗址，规格比大汶口遗址更高，相关遗存也更全面，在该地区上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西河遗址，下联文明起源时期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城址。加之所发现的丰富的房址、墓葬、祭祀坑及灰坑，以及大批陶玉石器等遗物的发现，特别是大型墓葬区及毁墓现象的发现，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为我们认识黄河下游史前社会的转变及复杂化的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意义重大

　　焦家遗址的发掘成果是全方位的：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众多等级分化明显的墓葬，极大丰富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埋葬和祭祀材料;而近半数墓葬出土有玉器，应是黄河流域一处重要的用玉中心。

　　焦家遗址不仅出土大量大汶口文化日用陶器及玉器、白陶，还发现了众多大型墓葬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墙和壕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认为，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焦家遗址规模超大，“是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也是距今5000年前后我省乃至我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

　　焦家遗址不仅表明了济南东部地区早期的发展源流，对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也有重要的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表示：“在距今5500年前后，我们开始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迈向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中国境内有六大文化区都在进入这一阶段，这一时期被考古学界称为古国时期，焦家遗址恰好处在距今5000年左右，是黄河下游进入古国阶段的典型代表和确切例证。”

　　细数章丘震惊世人的五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8年4月10日，2017年度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山东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从26个终评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荣誉。随着焦家遗址的入选，章丘境内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增加至5处，分别是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西河遗址、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焦家遗址。一个区县级区域内有5处“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在国内绝无仅有。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考古最新发现——章丘焦家遗址的情况。

　　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章丘焦家遗址

　　焦家遗址于章丘区西北约20公里处，南距城子崖遗址5公里。主要遗存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为汉代。遗址各时期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2016-2017年春夏，山东大学考古与文博学系和龙山文化博物馆两次发掘该遗址，合计发掘面积约2170平方米，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8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另外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

　　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对发掘区域内的聚落布局和聚落变迁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焦家遗址应是目前发现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为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盛况找到了本地源头；取得一批系统和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埋葬和祭祀材料，全墓地具有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这在其他墓地中是极为少见的。墓葬等级分化明显，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发现数量不一的玉器。焦家遗址代表了一处极为重要的黄河流域用玉中心。 除此之外，还存在男女合葬、拔牙、手握獐牙、随葬贝类、随葬彩绘陶器等现象，这些都极大丰富了对大汶口文化葬制和葬俗的认识；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

　　从地理位置上看，焦家遗址距离龙山文化中心城址——城子崖遗址只有5公里，处于古代文化发展底蕴极其深厚区域的核心地带。城墙、壕沟和一批大型墓葬的发现，加之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和白陶的发现，昭示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

　　长期、系统的开展焦家遗址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于探讨鲁北地区聚落结构和人地关系、深化中国东部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接下来，让我们细数一下其他的四处遗址。

　　1990年度和"七五"“双十大考古发现”

　　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区龙山街道武原河畔。1928年由吴金鼎发现，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章丘西河遗址

　　西河遗址位于章丘区龙山三村西北部，东距龙山文化命名地——城子崖遗址约1600米。遗址西部和北部为巨野河支流——西河所环绕，遗址因此而得名，现存面积40 多万平方米。西河遗址距今约9000～7700年，于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8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河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1350平方米，清理了19座新石器时代房址，房址采用大致平行的横行式布局，房内有2～3组设计巧妙的烧灶，并有居住、炊饮、活动的功能分区。一些房址中釜、罐、壶等陶器及石器仍原地摆放，颇为难得。出土的陶塑作品造型逼真，是我国较早的手工艺品，在全国罕见，为我们探讨陶器的起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西河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在制作工艺上都还有非常大的原始性。居民的生活已经比较稳定，这些造型各异的陶器已应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趣的是，陶器上还有些花纹，以指甲纹为主。西河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骨饰和蚌饰，展示了西河先民对美的追求和审美意识的萌芽。

　　西河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年代分期、经济生活、社会状况、房屋建筑和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荣获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

　　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和祭祀坑遗址

　　洛庄汉墓位于章丘区枣园街道洛庄村西。在1999年和2000年进行的洛庄汉墓考古发掘中,发现了30多座陪葬坑,出土了3000多件各类珍贵文物。特别是19件编钟、107件编磬和3辆驷马王车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考古界的高度重视。济南洛庄汉墓还出土了金银饰品700多件,它们大的有70多克,小的只有5、6克。洛庄汉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为止国内考古中发现的第一套西汉时期的编钟，它与战国编钟在形态、花纹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套编钟不是为殉葬而专门制作的礼器，而是一套实用编钟，至今尚能演奏出《茉莉花》、《苏武牧羊》等曲目。

　　洛庄汉墓的发现与发掘，在汉代王陵考古史上创下了数个第一。其王陵面积之大，为已知汉代诸侯王墓之最；墓中出土的3辆驷马王车在秦汉考古史上首见；乐器更是有登峰造极之势，其编钟为双音钟，在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一次性出土编磬107件，数量超过以往汉代考古所出编磬之总和。该墓已发现的30余座陪葬坑和祭祀坑，为目前汉代诸侯王陵中数量最多的一座，其分布于墓葬周围反映了埋葬过程中的礼仪活动。为汉代陵墓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数个第一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洛庄汉墓，其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之高，震惊世人，是谓惊世汉王陵！此次发掘荣获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

　　危山位于章丘市的西侧，309国道南侧。地处平原与山区的交接处，海拔高度约205米。2002年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危山发现的车马俑坑进行了发掘。2003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并对发现的部分陶窑、墓葬进行了发掘工作。通过对危山风景区的考古勘探、发掘，基本弄清了危山汉代陪葬坑的分布情况；从三座陶窑发掘情况看，三座陶窑应是烧制车、马、俑的；发现的十余座小型墓葬应与陪葬坑有关。

　　随着章丘洛庄汉代王陵的发掘及平陵城的勘探、试掘工作的开展，对汉代济南国的历史研究，受到学术界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危山汉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无疑为汉代济南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从危山陶窑周围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随葬品分析，危山发现的陪葬坑、墓葬及陶窑等大致也属西汉早期或中期早段。危山车马俑陪葬坑的发现，是山东地区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

　　在危山发现了三座陶窑，从其填土及周围堆积情况看，应为主要烧制车、马、俑的陶窑。危山车马俑坑中，出土陶车5辆，有双辕车和单辕车两类，车的构件除车轴及伞盖的杠外，均为陶土烧制而成的，一辆车的构件，多的达100余个，这为汉代车的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实物资料。危山陪葬坑中出土的车、马、俑均有彩绘，陶俑的彩绘主要表现了衣冠服饰，车马的彩绘主要表现车马的配饰。对彩绘的保护和研究，为汉代服饰及车马的组装及系驾法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通过勘探，基本弄清了危山陪葬坑及其他遗迹的分布情况。勘探资料对危山汉代陪葬坑及其他遗迹的保护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资料依据，也有助于人们对其性质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发现的意义不只存在在字行的表面。考古发现的过程是从挖掘文物承载的文明、还原历史，到诉说人文精神、感悟民族性格，让观众能够感知文物流淌着血液、与自己的血脉相连，从而激发潜在的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正是有了对国家的、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了解历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血液在新时代延续，跳动有力的脉搏、换发崭新的活力，形成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如此方能守护好文化根脉、描绘出光明未来。

　　（综合人民日报、济南时报、齐鲁网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