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回到家后的第四天，正在享受天伦之乐的苏建辉，向记者谈起了在海地维和的经历。
苏建辉在海地执行维和执勤任务。
死亡的威胁无时不在
今年36岁的苏建辉是济南槐荫公安分局防暴大队作训科长，1992年从武警部队退伍后特召入警，在特警一线摸爬滚打了12年。擒拿格斗，射击驾驶，样样皆精，被选中成为中国海地维和防暴队125名成员中的一员。
2005年12月3日，作为先遣队成员，苏建辉从北京经纽约至海地。中午1点，飞机快降落时，苏建辉在500米高空见识了海地太子港的破败，“没有任何高层建筑，就像一片瓦砾”，他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
一上中巴车，前来迎接的广东维和留守警察神情严肃地命令大家：立刻将座位上的头盔戴上，防弹衣穿上！苏建辉顿时有些紧张。途经一路口时，他看到停放着两辆中国装甲车，防暴队员架着机枪，护卫车辆。这时，他才倒过“域差”：从此将在一个充满骚乱、冲突、暗杀的国度生活。
很快，苏建辉和另外29名先遣队员被送往中国防暴队营区。该营区位于太子港索纳比工业园，是由一个破败的厂房改建的。营区靠近海地最大的贫民窟和反政府武装最集中的地方——太阳城，被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评估为危险度最高的红色警戒区域。用餐时，广东警察告诉大家，最近枪声不断，昨天晚上，一发子弹打到咱们的房顶，一个月来已经有6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遇袭身亡。第3天晚上8时左右，苏建辉在自卫哨值勤时，突然，几发子弹打到中国营区，砸得铁皮房顶“当当”响。除了打靶演习，这是苏建辉第一次领教“真枪实弹”，“还真有些瘆人”。此后，几乎天天可以听到外面零星或密集的枪声。今年春节，营房外非法武装分子间发生冲突，枪声大作，队员们说：这下好了，不用放鞭炮了。12月15日，苏建辉第一次乘装甲车武装巡逻。晚上6点左右，约旦维和部队在国家1号公路设卡检查时遭到武装匪徒袭击，双方展开激战，中国防暴队随时准备奉命增援。苏建辉透过装甲车的观察孔，看到双方在离其不足200米的地方对射，子弹划过一道道孤线，映红了夜空，最近的弹着点离装甲车仅50米。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随时都有可能被流弹击中”，但防暴队员们严阵以待。
苏建辉在海地每天就是备勤和值勤：自卫哨站岗，武装巡逻，驻守联合国仓库，驻守国家计票中心，驻守国家监狱，武装押运联合国物资等。他说，太子港有非法武器5万余支，执行勤务时，说不定哪支冷枪瞄准了你。
2006年8月3日晚上7点，参加完最后一次武装巡逻。苏建辉交上95式自动步枪，脱下防弹衣，放下头盔，那一刻心才轻松下来，绷紧的弦才松弛下来：好了，安全地完成任务了。
维和队员将艰苦嚼碎
8月4日，30名先遣队员首批回国。早晨5点，在北京国际机场，苏建辉赶到餐厅，一气喝了两碗豆腐脑，吃了五根小油条。中午回到家，母亲包的白菜猪肉水饺，吃了两大碗。
豆浆油条，母亲包的水饺，苏建辉不知念叨了多少次，不知梦了多少回，不知回味了多少遍。他说，只有到了海地，品尝了苦，才知道馋是什么滋味。
海地生活艰苦，人均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东西非常匮乏。维和队员食谱很简单，蔬菜只有土豆、洋葱、萝卜、卷心菜，肉就是少量猪肉和牛羊肉。早餐是咸菜、稀饭、馒头，偶尔有牛奶、面包。中餐和晚餐，三个菜，米饭或馒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炊事员只能想法变化菜的形状，今天土豆条，明天土豆块，后天土豆片。联合国供给的大米，均是陈年糙米，没有任何粘性和香味，一嚼大米粒满嘴跑。
晚上躺在床上，苏建辉常和战友们回忆家乡的美味：青岛的爆炒花蛤，德州的脱骨扒鸡……最后馋虫被勾上来，大家直咂吧嘴。
海地地处热带，早晚较为凉爽，白天异常炎热，6、7、8三个月，气温近40摄氏度。防暴队员每人携带一支步枪，配备防弹头盔、防弹背心、防刺靴、防暴盾牌、防暴服、警棍等，浑身行头加起来25公斤左右，“穿”着它们，在密不透风的装甲车和自卫哨内执勤，更是闷热难耐。
呆在蒸笼般的装甲车里，每个毛孔都往外冒汗珠，刚擦完，汗又顺着下巴流下来。在防弹衣的包裹下，汗液无法蒸发，身上一股酸臭。出了装甲车，黑色的防暴服经风一吹，黄色的汗碱一块块的。
苏建辉说，天一热，大家脾气变得比较火爆，战友之间说话火气很大，事后大家都互相体谅。
海地多蚊子。一下飞机，蚊子率先列队“欢迎”，“热情”叮咬每一名维和队员。队员们执勤时，子弹袋里装着“蚊不叮”，皮肤暴露的地方，都要喷洒。一旦被叮咬了，就要涂抹随身带着的清凉油。在自卫哨值勤点燃蚊香；在装甲车巡逻出舱瞭望时，不停挥舞电蚊拍。
记者看到，苏建辉胳膊上有个血点，另外一些已经结了痂。他告诉记者，海地的蚊子很小，飞起来没声响。一旦被叮上了，一挠就起血点，越痒越挠，有的人全身溃烂，必须接受治疗。蚊蝇易传播登革热，队员们还要经受虐疾、登革热的威肋。
繁重的执勤任务、单一的饮食、火热的天气、肆虐的蚊虫，将苏建辉折磨得又黑又瘦，体重比在国内下降了3公斤。
最难熬的是思念亲人
苏建辉去海地前，手提电脑里复制了5张家人的照片，他把与妻儿合影设置成了屏保。每天打开电脑时，都要深情地注视妻子侯红梅的笑脸，儿子苏浩儒的小眼睛。他说，死神的威胁算不了什么，条件再艰苦也能克服，最难的就是思念家乡的亲人，那种情绪一旦上来，你无法安抚，就像有成百上千条小虫子在噬咬你的心。
中国维和防暴队配有海事卫星电话，规定隔10天每个人与家里通话3分钟，但因为有延时，通话很不顺畅。另外，还开通了一条网线，每个分队2个接口，一个小队10个人一个接口，每天14时至22时可上网。
每个人每天有50分钟的上网时间，苏建辉就把自己的上网时间排成表，通过QQ发给妻子。由于海地网络不畅，很少能视频和音频，只有通过文字聊。国内与海地有12个小时的时差，轮到上网时间是国内夜晚时，苏建辉怕妻子睡不好觉，就留个“平安”言，把上网的机会留给战友。
苏建辉与妻子聊的最多的是9岁的儿子。儿子考试考砸了，他茶饭无味；儿子学习进步了，他外出巡逻精神特好。
家人对维和在外的亲人最大的担心就是“人身安全”，因此，每天通话或聊天，就是想知道亲人是否安全。苏建辉回家后，家人向他讲起，有一天，母亲看电视新闻，说两名维和人员遇袭身亡。母亲撂下碗筷，催着媳妇立即给儿子联系。侯红梅劝婆婆：建辉那里正是深夜两点，别打搅他休息。夜里，打电话确认儿子无恙，母亲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不太外露情感的苏建辉，有些哽咽地对记者说，比起维和警察，他们的亲属承受了更多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夫妻相见时，苏建辉发现妻子瘦多了，回家一称，比他离家时瘦了10公斤。“她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次聊天时问到家里情况都说一切都好”，苏建辉回来后才知道，今年4月份，岳母骑车买菜时，被一辆汽车挂倒摔伤脊椎，大小便不能自理。本来有岳母帮助照看孩子，妻子还稍微轻松些。现在她除上班外，不仅要自己带孩子，还要去医院看护岳母。当时，妻子没有掉半滴泪。但跟维和的家属们电话聊天时，眼泪却簌簌流个不停。擦干泪，她又用柔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再苦再累，也要挨到丈夫凯旋的那一天。
不执勤的时候就在营房里备勤，不能离营房半步。“有时营房就像个监狱。”苏建辉说，他怕自己闲下来，一闲思亲念家油然而生。没事他就看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海岩的公安题材小说等，几乎看完了大队带来的所有小说，有30多本。“从上学直到工作，加起来也没看这么多。”伴随着小说，他还抽光了带去的16条香烟。
谈及在海地的维和感受，苏建辉发自内心地说：在和平的环境里生活，真是太幸福了。对祖国的热爱更真实、更强烈了。他告诉记者，除非国家派遣，他再也不愿去海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