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政府从造城运动赚土地差价达30万亿
被看做房地产市场绝对利好的城镇化,在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部分专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给出答案。吴敬琏指出,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因此,在政府征地过程中,农民不愿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
被看做房地产市场绝对利好的城镇化,在接下来将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部分专家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给出答案。
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现状是,在城市中生活的1 .6亿多农民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属于半城市化状态。另外,由于城镇化都是在原地扩大城市规模,造成布局混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此外,由于多为摊大饼式布局,直接或间接造成交通拥挤、房价过高、污染加重等问题。
“推进城镇化要走符合规律的城镇化道路,让城镇化本身规律发挥作用。”杨伟民表示,过去城镇化主要是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提出的,所以提出重点发展小城镇,后来发现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重点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今后要避免提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口号,而是让城市化本身的规律发挥作用。
在体制方面,政府应破旧立新,破去过去二元结构的旧体制,建设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体制,包括财政、财税体制、公共服务等等。
要选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杨伟民表示,农民工问题不是一两天形成,而是十几年甚至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涉及面广,如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或者说给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制造一些难题。比如说住房问题,北京、上海、深圳都是农民工最多的城市,房价也最高,保障房需要最多,但是这些地方开发强度比较高,已经超过了50%,如果继续摊大饼,未来这些地区的生态特别是环境改善很难实现。
杨伟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一种是把1.63亿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一揽子解决,还有一种路径是解决完教育问题再解决社保问题。“如果是这种路径,可能面临一些难题,例如学校数量,教师人员数量,另外,如果教师都来城市,那么农村孩子的教育又是问题,因此,教育导向的城市化,不可持续。”
杨伟民说,另外一种思路是逐步放开。如“开闸放水”一年进几百万,最后两亿多人,最终慢慢都进入到城中落户,这也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现在,这两种方式都在进行探索。
“在土改、户改之外,应改变以行政区为界,画地为牢的方式。”杨伟民表示,现在每个市、镇都有房地产的项目,需要到处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到处都要修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但是我们的国土空间非常少,只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是平原,而我们的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今后的农田无法保障,生态环境无法保障。”因此,应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要求建设大的城市群,走集约和紧凑的城市化的道路。
“现在很多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前提,所以先搞工业,划了一大片区是工业开发区,然后是招商引资,结果投产了产能过剩。”杨伟民指出,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很多地方的规划,都是希望能吸引别的地方的人来,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不应干预城镇化自身的过程,政府的工作就是把体制、政策和机制调整到位。
造城运动赚土地差价30万亿
“旧型城镇化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指出,近年来政府从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间所赚差价最低估计30万亿。
吴敬琏指出,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因此,在政府征地过程中,农民不愿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
“农民土地私有化是指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不能忽视农民的土地权利。”吴敬琏表示,例如深圳是土地稀缺的城市,如果把城中村利用起来,土地将会充足。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因此,现阶段深圳正试点,做一些产权安排,以共赢的模式开发城中村,建成商业地产或给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
中国城镇化土地改革“两步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中国城镇化面临众多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由于农村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数量固定,而集体又是不固定的,因此,会面临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在分配、重新分配等问题。”
因此,对于中国城镇化的下一步改革,应在土地国有化的同时,进行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进行改革两步走,以避免城镇化成为新一波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郑永年表示,“把土改作为突破口,在补偿后对土地使用权进行私有化、家庭化,释放中国大量劳动力。”
“中国梦很大一方面是居者有其屋,中国如果做到了居者有其屋,可以换来20年到3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那个时候,中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收入国家水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会自然消失,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面临很多无穷的问题。”郑永年说。
城镇化的核心:如何看待红利与福利
住建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认为,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时期谁能走得好,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强国,如果走得不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城镇化的核心是处理好红利和福利的关系。“我们都想获得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和发展的红利,但是中国的文化是舍得并存,在想得到的时候必须要先舍,就是给这些人的福利是不是给到了一个合理的标准。给到了,可持续。给不到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给过了有可能成为国家的债务危机。”
因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借鉴前人走过的路,用现代科技和我们的智慧共同努力,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得健康,使中国为世界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