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下午，77岁的高耀洁一身黑衣出现在众人面前，胸前的红丝带煞是惹人注目。
　　这位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的老人，用一双小脚揭开了欲说还休的艾滋病肆虐内幕。一提起艾滋病，她就滔滔不绝。
　　在来到济南的两天中，她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向人讲述与中国艾滋病有关的人与事、景与情。她虽然在37年前就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并且患有肝硬化，但她和善慈祥，精神矍铄，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她有些沙哑的声音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无不透着对艾滋病泛滥的忧虑和对防治前景的期待。
　　她在她的新书《一万封信》上写下的四个字表达了她自己的心声：仁者无畏—这是她送给一位年轻女记者的扉页赠言。
　　“我不是‘民间防艾第一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的？
　　高耀洁（以下简称“高”）：我本来是一名妇产科医生，1996年4月在对一名病人回诊时，我发现她患上了艾滋病。出于对病人的同情，我决定要搞清楚是什么让她患上这种病的。起初，我并不知道问题会这么大（感染及发病人数之巨、危害之大、“防艾”路之凶险），否则，我也没有勇气踏进来。
　　媒体把我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并不合适，我不是“第一人”。早在1995年，周口血库的王淑平大夫就发现血库里的血带有艾滋病病毒，是她喊出了“防艾第一声”，她才是“第一人”。
　　“谁承认血液传播谁就是好人”
　　记：您此次来济南，主要想告诉大家什么问题？
　　高：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以前从一些资料上看到的情况与我调查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我不否认性接触、吸毒、母婴传播等几种途径可以传播艾滋病。但是，以前的公开宣传中，过分强调了性接触、吸毒、母婴传播。
　　有一个教授，原来说91%的感染者和病人是通过吸毒传播的。春节前，他又说是63.9%，春节后，他又把这个数字变成了63.7%。我不知道他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但是和我调查的结论有很大差距。
　　我接触“防艾”已有8年，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几百个村庄，见过数千名感染者和病人，从实践中发现：这些病人绝大多数是“血祸”（卖血和输血）所致，只有少数是通过其他途径传播的。
　　记：为什么您的结论和以往的宣传差距这么大？
　　高：因为有些人并没有到一线实地调查，而有些人则是在故意隐瞒真相。我所在的省1995年左右就兴起了“血浆经济”，一时间，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采血后只要血浆，把红血球分离出来后，输还给卖血者（称为“单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地区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方式，公路上站满了搭车进城卖血的农民，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去卖血。“血浆经济”让一些人发了财，他们当然不愿意把真实情况反映到上面去，而农民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好了，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最近，我从杂志上看到，国家有关部门已公布72.6%的感染者和病人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血液传播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最大的新闻。国家已经承认了，但许多地方政府还舍不得承认。谁承认谁就是好人。
　　“要斩断非法采血的黑手”
　　记：您认为当前“防艾”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高：斩断非法采血的黑手，打掉他们背后的保护伞。要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不打击非法采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艾滋病带来的灾难，比二战还厉害。你这边不停地救助艾滋病人，那边还在不断地制造新艾滋病人，啥时候是个头儿？很多地方发放安全套，以为这样能“防艾”，我看发安全套不如发馒头，让卖血的人有饭吃。
　　记：现在，非法采血还那么猖獗吗？
　　高：仍然很严重。艾滋病绝不是河南的“专利”，十几个省份都这样，只不过这些地方的黑盖子还没有被揭开。就在前两天，天津的两名记者到我家里，我告诉他们某省的三个县非法采血的事情，他们还不信，去采访后，服了———这些地方是在晚上12点以后，天亮之前采血。只有化装成农民，亲自去卖血，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我这个年纪死了也不可惜”
　　记：您从事“防艾”事业已经有8年，听说您在这8年间遭遇许多阻力？
　　高：要讲这些，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为“防艾”奔走之初，一位领导找到我的大女婿：“别让老太太再到处喊了，闹得跟地震似的。”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后来，我走到哪里几乎都有人跟踪，还有人告诉我家里的电话受到了监听。
　　我到大学里去做报告，某部门对我揭露艾滋病泛滥真相极为不满，竟然向人家学校党委宣传部诬告我和国际人权组织有联系。
　　这些事现在没有了。不过，在一些当地政府不让去的地方，还仍然有这样的悬赏：如果谁能发现有人调查艾滋病，发现一般人每人奖50块钱，发现我奖500块钱。
　　记：您怎样看待这些困难和阻力？
　　高：我遇到的这些困难，总比别人死差远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什么也不怕，死了也不可惜。
　　“人让钱淹死太亏了”
　　记：您从事“防艾”事业的资金来自何处？
　　高：主要是我的奖金和稿费收入。迄今为止，我已获得5次国际大奖，领到3次，奖金大约为10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我用来印发宣传资料，资助别人，费用已超过100万元。这次出版的《一万封信》，我没有要稿费，而是要了书，送给大家。我的《艾滋泪》和《艾滋实况录》两本书也很快就会出版。
　　记：有没有人资助您？
　　高：有。但是，我不要钱。
　　一个人倒台只有两种原因：一个是女人，一个是金钱。女人对我来说是不可能了，可金钱就有很大危险。有人要给我捐款，我坚决不要，我说给我破衣裳可以，钱我不要。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破衣裳我可以救济那些买不起衣服的人，钱却可以淹死人。一个人被钱淹死太亏了。可是，现在许多人做了钱的牺牲品。那些游医、野医，利用艾滋病诈骗病人的骗子，还是人吗？
　　在老家，我没有5代以内的血亲，可是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姑姑，别老管别人的孩子，管管咱自己的孩子吧。”原来，他的孩子没考上学，想当兵，他认为我和中央领导认识，想让我走走关系。还有一个开美容厅的亲戚，想让我给他投资，让人哭笑不得。我对他们说：“我的钱是用来救助艾滋病病人的。你们要是都得了艾滋病，我就给你们办。”
　　“女儿因我受牵连”
　　记：8年“防艾”路，最大的失是什么？
　　高：最大的失，是我两个学医的女儿因我受到了牵连。二女儿本来在妇产科，可是单位今天让她干这个，明天让她干那个，没有正儿八经的活儿，好在她敢说敢做，生存能力特别强。小女儿丢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
　　记：那您为什么还坚持做下去？
　　高：我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我的孩子还没有生存危机，而别人的孩子在零下2度还穿着单裤。这个问题，我不做，对不起祖先和子孙。
　　“下一步要专打‘黑洞’”
　　记：您接近80岁了，“防艾”事业您还要做多久？
　　高：永不停息，死而后已。现在倒底有多少卖血的，谁也不知道。我年事已高，生命开始“倒计时”，我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记：您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高：这个工作，我越做越伤心，血头依然作祟。以后怎么办？我很尴尬，也很无奈。我的工作重点已有转变，前段时间是救助艾滋孤儿，现在大呼“非法采血是艾滋病泛滥的主要根源”。
　　下一步，就要专打“黑洞”———那些政府不承认的，还不被人知的非法采血点。打“黑洞”很困难，需要水平和勇气。
　　记：您的年龄还适合做这些工作吗？
　　高：我这里已成为一个艾滋病信息的集散地，我得到线索以后，就物色人前去调查、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