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舒同革命与翰墨生涯展”在济南举行，舒同三子舒安带着对父亲的缅怀，以及刚刚失去母亲与哥哥的沉痛心情来到展览现场，在接受本报的独家采访时，他深情地回忆起父母那段深厚而坎坷的情感。
舒同把自己的情感通过笔墨表达出来，那种洋溢着强烈时代气息的“舒体”书风，被公认为现代书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书体。这是晚年的舒同。
去年年底至今，一系列纪念舒同诞辰百年的活动陆续展开。2005年，对于舒家来说确实不平凡，7月，舒同次子、“舒体”书法家舒关关不幸病逝；而刚刚过了年关，久病的舒同前妻石澜又在西安辞世。舒安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一家人的情感都不平静，如今，父母都故去了，我最想说的还是父母那段深厚而坎坷的情感……”
父母的结婚照
记者：出于对舒同书法的热爱，我曾经读过有关舒同的书籍与回忆文章，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您母亲石澜写的《我与舒同四十年》，这是一部感情很重的书。
舒安：我的父母有整整40年的婚姻，生育了我们兄妹四人：君桐、关关、均均和我。1982年由于性格等方面的原因，父母离婚了，婚姻虽然结束了，但父母的情感还在，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本来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也逐渐化解了，感情倒是越来越深了。记得在1992年，母亲在西安听说父亲病重的消息，就去北京探望，当看到父亲时，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母亲一声声呼唤父亲，父亲口不能言，眼泪却不停地流下来，这让我们子女品味到了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感情。看到曾经生龙活虎、叱咤风云、笔下生辉的父亲衰迈的样子，母亲禁不住心中的悲哀，决心要将一些往事诉诸笔端，要告诉大家与自己共同生活了40年的父亲形象。在家人与朋友的帮助下，母亲用四年时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我与舒同四十年》，这是一部充满了真实情感的回忆录，许多人读后都为之感动。
记者：舒同是被毛主席称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的书法大家，对他的书法很多人钦慕、研习，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的感情世界。
舒安：在我家里还保存着父母的结婚照。那是1942年9月1日，在延安五家坪的一孔窑洞里，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彭真同志为我父母主持了婚礼，总政宣传部副部长萧向荣拍下了这对革命情侣的新婚照。这张照片曾经丢失过，“文革”后从归还的材料中找到，此后我母亲就一直精心保存着，照片上，久经征战的父亲面庞黝黑，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读书的母亲则依偎在父亲身上，笑得十分灿烂美丽。
我父母的结合，既有共同革命理想、精神追求的相互吸引，又有首长同志们的美意撮合，更有互相对人品、才学的欣赏。父亲长征到达陕北后，抗战初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此后就到了晋察冀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才返回延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学习期间邂逅了我的母亲。母亲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一农民家庭，20岁那年已在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毕业做教员的她，为追求独立自由的人生之路，远离家乡，报考到福建省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在福州市一个教育实验区当了一名教师。抗战爆发后，母亲愤然离开福州，如同“长征”一样穿过兵荒马乱的半个中国，经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等地，来到延安，先后入抗大、女大，又考入中央研究院为研究生，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类拔萃的女性。今天看来，父母这段婚姻得来真的很不容易。
千佛山下的美好回忆
记者：舒同与石澜这段婚姻经受了战争硝烟烽火的考验，其中的磨难鲜为人知。
舒安：在战争年代维系夫妻情感和家庭生活是何等一种重负呀！母亲曾经回忆，当年父亲从延安去晋冀鲁豫等地传达中央精神，母亲将还不懂事的大哥君桐放到别人家寄养，肚里怀着二哥关关随父亲同行，行进过程中父亲得了重病使行程耽误了两个月，等调养好父亲的病，母亲已经大腹便便无法行军了。于是，父亲等人先行去山东。母亲只能留在当地老乡家分娩，数月后抱着婴儿“千里走单骑”，穿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去山东寻找父亲。当母亲在风雪交加中一身泥浆找到父亲时，人们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一个妇女在两个多月时间里，独自怀抱婴儿穿过日伪敌占区，这中间需要多大的毅力与勇气呀！战争年代，我们一家人分多聚少，父母见面虽少，但感情很深，他们常常在战斗的间隙见上一面，但彼此的挂念时刻不断。我二哥三岁时才见到父亲，他拉着父亲的手问：“你就是我的爸爸舒同吗？”接着跟别人介绍：“看！这是我爸爸舒同哎！”一次战役结束后，父亲从前线回来，正遇上了行军中的母亲，父亲从马背上跳下来，去看母亲身边一头大骡子背上的箩筐，箩筐里有他的两个孩子。父亲看着姐姐的大眼睛高兴地说：“这眼睛是我的！”当看到我没多少头发的大脑袋时则内疚地说：“这孩子营养不良，我们有一些缴获的营养品，都送去给伤病员了……”
记者：在您的记忆中，舒同与石澜40年的婚姻生活哪段时光最融洽、最美好？
舒安：新中国成立后，父母的工作都很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则进保育院，难得一次家庭团聚，父母各自繁多的工作使他们忽略了家庭与情感生活，产生出一次次危机也未加重视，终于发展到感情出现很大危机。
1961年夏，父亲暂时离开工作，在济南千佛山疗养，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将自己的书法艺术进行一次系统梳理，把随身带来的名家书帖及楷、行、草、隶、篆等各种字体进行比较研究，取其精华，为自己的书法注入新的活力。他在山上每天要练字五六个小时，对来自各地的求字者都一一满足，两个月共写了一千多张宣纸。那段时光我们一家人相聚最多，记得曾在当时的住处拍了一张全家福，背景是满墙父亲的书法。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家那段美好时光。
“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记者：舒同与石澜的婚姻后来起了一些波澜，对这对革命前辈的婚姻出现变故，很多人都感到惋惜。
舒安：父亲1963年从山东调到陕西工作，不久就迎来“文革”风暴，我们家的生活也被搞乱了。“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工作去了北京，母亲则留在了西安，倾心于她自己的工作，父母之间历史和性格上造成的隔阂又因分居两地而加重，婚姻出现了危机。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母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当，终于导致父亲坚决要求离婚。母亲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也不愿意求助他人，最终在法院判离书上写下“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一行字，然后签名同意离婚。父母离婚时的心情都很沉重，作为子女的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工作第一、尊重父母选择的正面教育，对父母决定离婚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40年的婚姻就此结束……
记者：读《我与舒同四十年》一书，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舒同、石澜离婚后，他们的感情似乎更深了。
舒安：1984年，父亲经人介绍与王云飞女士结为夫妻，与王云飞及其先前的三个子女组成新的家庭。1986年，父亲为筹备此生唯一一次书法展，与王云飞去西安收集旧作，母亲带着我儿子舒晚应邀去看望他们，当时，父母与舒晚在一起亲切合影，并互相祝福。看得出，他们的感情已经逐步修好，而且互相挂念，越到晚年，感情越是深厚了。
“替舒同说几句话”
记者：在舒同百年诞辰的时候，许多往事都让人记起，作为书法家，舒同的书法为世人珍爱，从他的感情上，也让人感受到富有个性的一面。
舒安：父亲去世快8年了，但人们还记着他。前一段我在西安一家字画店里看到一幅父亲的书法，标价13万元人民币，心里感到很欣慰。父亲当年没有想到用字去卖钱，也没有向求字者收取过分文报酬，但今天他的墨迹在市场上能卖这么高，证明人们对舒同书法艺术的喜爱。我从小在父亲身边生活成长，看着父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从来也不觉得疲惫，而一有闲暇，就招呼着写字，说是外边要字的太多，“要赶紧给人家还债”。此刻，我和哥哥就被拉到案前给他一起磨墨。父亲写字兴致极高，每写完一幅就高兴地让我们欣赏、评议。今天看父亲留下的字，感到非常亲切，那是他留给大家的一笔精神财富。
记者：舒同这样的书法大家只知道写字，用艺术为别人美化生活，却从来不知道炫耀自己，或为自己换取财富。
舒安：说到不炫耀自己，我母亲对父亲最了解了。晚年的母亲去二哥的新居居住，在哥哥那里她翻阅《辞海》，发现“舒同”辞条有不准确的地方，父亲的许多经历没有写进去，她就抱病写了洋洋万言的信，题目就是《替“从不炫耀自己的人”说几句话》。这封信寄到了《辞海》编辑部，并得到了编辑的感谢答复。当母亲知道“舒同”条目将在《辞海》修订时得到修改时，感到很欣慰。此后不久，母亲便被发现患胰腺癌，回西安住院治疗了。这封信是她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成了母亲此生的绝笔！
记者：舒同百年诞辰活动反响强烈，石澜一直关注这件事情吗？
舒安：这一年多时间母亲一直在病床上，但她一直关心父亲百年诞辰活动。我刚刚参加完有关活动，就得知母亲已经病危，我匆匆赶回西安，第二天90岁的母亲就溘然长逝了。边上的人告诉我，母亲是在坚持着，一直等到儿子回来才撒手人寰，真像是在暝暝之中有知，母亲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父母在上世纪民族危难之际结下了情谊，在本世纪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候，母亲离去了，苍天有鉴，让父母跨世纪的情感写下了最后感人的一笔……
1942年9月，舒同与石澜在延安五家坪拍下了这张结婚照，他俩在抗战烽火中结成的情感是如此珍贵。透过这张失而复得的结婚照，人们看到了一对革命伴侣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有对革命理想的憧憬，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后，舒同、石澜都担任了有关领导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那时，他们年富力强，工作夜以继日，孩子则进保育院，难得在节假日里有一次家庭团聚。
1950年，舒同抱着两岁的儿子舒安在上海。舒安是舒同最小的孩子，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习字作画，如今也是“舒体”书法的传人。
1961年，舒同一家在济南合影。从右至左为舒均均、石澜、舒同、舒关关、舒安，背景是舒同的书法作品。那时，舒同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在千佛山上修养，写字的时间多了，一家人相聚的时间也多了。舒安回忆，那是他们一家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