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乳品公司的一名洗瓶工，他曾经爬到了企业的第二把交椅，但一次大失面子的决裂之后他自制第一把交椅。
    他把玩速度，五年的时间印证了一个奇迹：牛也能跑出火箭的速度。他性格温和，但他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离经叛道。2005年初，他捐出自己的全部股份，成立了‘老牛基金会’！他说他是“养牛种草的工人、农民的儿子”“全体健康乳制品消费者的仆人”。他就是这样一个经历过酸酸甜甜的内蒙人。

      记者：不管是在蒙牛的办公区域，还是登陆蒙牛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座右铭：以蒙牛事业为己任，不以蒙牛利益为己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你是如何具体有效地贯彻你的思想以及你的经营理念？
      牛根生： 关于“德”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德”是制服人心的最佳利器。“想赢两三个回合，赢三五年，有点智商就行；要想一辈子赢，没有‘德商’绝对不行。”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多赢。世界上没有傻子，今天你可以剥夺别人的利益，甚至明天也可以继续剥夺，但后天你将得到一颗苦瓜。
      我先说说我是怎样从一个刷瓶工一路干上来的。我的诀窍只有两条，第一条：无论干什么，我都要干得最好，而且只修改手段不修改目标；第二条，不仅干好份内的，还要抢干份外的。我在原企业当副总裁的时候，通勤车司机有事，我就开着车送大家回家。有个工人说：“这个胖司机态度真好，让他停哪就停哪。”公司给我钱让我买一辆好车，我却用这些钱买了五辆面包车，手下几个人一人分得一辆。我的百万年薪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拿，都以不同的方式分给了大家。正因为我对别人付出得多，所以别人对我也回报得多。我的体会是：一个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得太明白的人，不大可能干出大事。一个整天想着自己个人利益的人，从竞争角度讲，这还停留在“术”的层面，反而越不容易取得成功；一个整天装着别人的人，从竞争角度讲，这已经上升到“道”的层面，服务别人最终服务的是自己。“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你什么都舍不得往出拿，你就什么也甭想得到；你贡献得越多，你收获得也会越多。这个规则转移到企业上，也完全适用。
       记者：你在1999年遭到董事会免职时你已41岁，从我国传统的角度来讲，正是人生的“不惑之年”。而你却面对着巨大的困惑：自己的将来该如何走。从困惑到决定重操乳业，你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斗争？当时有没有想到做其他的事情？
       牛根生：鱼最悲凉的命运就是离开水，虎最无奈的结局就是离开山，人最痛苦的处境就是离开他的群体。人在集体中才是伟大的。当一个人突然被群体抛弃的时候，那种凄凉感、那种被剥夺感，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永难体会。我虽然最多只能算是被老板抛弃，不能说是被群体抛弃，但还是有椎心之痛。
       无论你原来是干什么的，一旦离职，就得另起一行，一切重头再来。重头再来，最大的劣势就是回到起点，与一无所有的人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就是职场上人们常讲的“走十家，不如守一家”的道理。但重头再来，也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以前犯过的错误不用再犯，以前走过的弯路不用再走。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是从1岁往80岁活，许多事情等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假如人活到80岁后又能倒着往1岁活，那么，可能个个都是哲学家。人不可以重活一次。然而企业可以重办一次。
       重办企业是后话。当初出来时，基本的思路还是打工。所以到了人才市场，但却遇到了“恕不接待”的那一幕。我这个人比较自尊，喜欢挑选而不是被挑选，所以后来再也没有到人才市场去。当初也不是全无去处。有几个乳品企业曾想请我去，但没有谈妥。经历了免职风波，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一个民主制度不完善的企业里，你有时就连服务企业的资格都难以得到，更谈不上让企业按照你设计的轨道前进——哪怕它是最好的。所以，这几个企业请我去时，为了防止再次被免职，我附加了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由我控股，二是我的智力资本要折成股份。两点他们都不接受，尤其是对智力资本入股问题，更是“另眼相看”。智力整合财力的观点，大家不认同。所以我就想到了做一件我能做的事情，创立了蒙牛。
       记者：有人猜测说北大面壁一个学期后，蒙牛的草稿或许就已经在你的脑中形成了,这个猜测是否正确？谈谈你当时的情况？你当时真能放得下企业吗？是不是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呢？
       牛根生： 放不下啊！我当时听讲的时候都是带着问题去的。整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于各个教室之间。当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都是20几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40岁。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光荣还是可耻？到了北大，人家问你是干啥的？整天跟一些小姑娘和小伙子坐在一起，看起来不和谐啊。好在我在社科院有一个文凭，当时办的是教师进修，我就自封了一个“访问学者”。 但 "访问学者"并不好当，首先必须化解掉内心的委屈和痛楚，方才可能静下心来融入到陌生的校园环境当中去。
       我当时就想趁机好好地享受名牌大学的学习生活。利用这段时间，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听了很多经济学家的课，寻找揣摩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只要自己不知道的我就去学。这让原本在企业中形成的应激反应模式转换成理性的思维模式。这一沉淀，思想上、思维方式就有很大进步。
       记者：“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是你奉行的经营哲学，当年你创建蒙牛的时候，你那么多老部下汇集到你的旗下成了蒙牛中坚力量，这应该是“人聚”，老牛基金的建立你又把自己“从有变成无”，那根据你的经营哲学这个时候如何解释“财散”？
       牛根生：小时候，妈妈给我一两毛钱，我乐意分给小朋友们花，结果大家都听我的话，甚至可以一起教训欺负过他的“混小子”，这时候，我就第一次体会到了“人聚”的力量。我相信地位也会提升人格的。
       俗话说，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家资千万，也不过一日三餐，夜宿一床。当一个人的钱挣到某个数后，超额的钱对他的生活就不再有实际意义，而只具备符号意义、工具意义。“金钱能使人生而复死，精神能使人死而复生。我们家庭成员四个人商量过，富贵不过三代，给后代留下有形资产不如留下无形资产……实际上，一个人要懂点哲学，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走这一步，包括历史上的能人在内。在有生之年就看到自己从有到无，我看我比许多人都幸运。”
       我们这个团队，现在考虑得比较多的是责任，就像我们企业使命所描述得那样，我们一个肩膀扛的是“强乳兴农”，关系着百万奶农的命运，另一个肩膀扛的是“愿每一个中国人身心健康”，关系着亿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现在整天脑子里转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不辜负奶农的重托，怎样才能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
       记者：要走出不一般的路，非得不一般的人来走吧？你有没有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在你的一些人生重要关口你如何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方向？有哪些重要的转折点和影响你的人？
       牛根生：论私，自然是养父养母影响最大，“我的父亲养牛送奶38年，我是子承父业；我的母亲给了我教育，她嘱咐我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另一句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 我十几岁的时候，养父养母就离开了我，我差点饿死、冻死。论公，我觉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我的影响最大。“要是没有党的好政策，哪有蒙牛，哪有我们的今天。
     “我喜欢哲学。我评价事物，没有参照物的不作评价；我听取汇报，没听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不作表态；我看人生，就是浮中有沉，沉中有浮。我被免职，并不完全是被动的结果，也有我主动选择的成分，是我说‘不’的结果。一方面，辞职是我主动提出过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想在原企业里苟活的话，也不是全无办法。哈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败，都是因为本想说‘不’的时候却说了‘是’。我避免了这样的失败。”
       记者：你把竞争对手称为竞争队友，这是如何的一种观点？
       牛根生：从现象上看，世上难产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死胎”，一种是“巨婴”。蒙牛恰恰被逼成了后一种。过去讲“鲇鱼效应”，讲“怠鹿现象”，其实都讲的是孟子的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常想，蒙牛刚出生时，如果不是被强大的竞争队友逼着赶着，我们究竟能不能发展这么快，还真是个问题。实际上，队友每进攻一次你，如果你没死，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是竞争队友为你敲响了警钟，帮你修改了甚至连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问题，让你变得越来越完美。再一个，自古有“哀兵必胜”的说法。我们一生下来就是“哀兵”，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全力以赴，冲出去。大发展，小问题；小发展，大问题；不发展，尽问题。我们发展了，原来低层次的问题自动就被高层次的境界给消除了，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速度快了反而稳，速度慢了反而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