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莹（左）最难面对的就是家属的眼泪。
陈淑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听别人痛哭，看别人流泪，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甚至还帮家属抬尸体；她常常盯着报纸上的车祸报道，只要哪里一发生车祸，就跑过去；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公公婆婆至今都不知道她的具体工作。
今年２８岁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别人的怒骂。从２００３年至今，她成功劝捐９６例，帮助２１２人寻找到了光明。
婆婆不知道
她的具体工作
在三年前，当陈淑莹决定踏上劝捐岗位的时候，她没有考虑到这份工作居然要承受这么多。
陈淑莹是广东梅州人，１９９６年，从广州护校毕业后，成为深圳市眼科医院的护士。２００３年５月，陈淑莹得知深圳眼库要招一名专职的劝捐员，就报了名。
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子想当专职劝捐员，陈淑莹的这个决定让许多人都惊讶不已。
男友反对她，父母也不同意，“妈妈说我一个女孩子还没结婚去干这个，就算男友不嫌弃，以后公公婆婆也会嫌弃。”一位同事也特意提醒她，“不要以为这份工作很好做。”
陈淑莹并不在乎这些，“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大家认为难做的，我偏要去试一下。”
除了男友外，为了避免一些麻烦，她的公公婆婆至今都不知道陈淑莹的具体工作。
从业前半年
每天都要哭
前半年是最困难的阶段。她没有经验，也没人告诉她该怎么干。陈淑莹说：“我几乎每天都要哭，心理压力特别大。”第一次劝捐的经历陈淑莹至今还记得，当时她不仅挨了骂，还差点被人打。
２００３年７月，陈淑莹听说发生了一起车祸后就赶到了医院。遭遇不幸的是一位２０岁的男孩，已经诊断为脑死亡。陈淑莹小心翼翼地向男孩的母亲出示证件，说出了劝捐的想法。悲痛中的母亲一下子扑向陈淑莹，撕扯着她的衣服吼着：“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咒我儿子死？”男孩的其他亲属也冲着她大骂。
“我当时感觉挺委屈的，凭什么受这种气呀？”陈淑莹说。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她又回到了病房，一连几天做家属的思想工作，没想到男孩的家人后来居然同意了。
“后来想想，我当时的做法确实有问题。直接跑到病房里跟别人说，反正他要死了，能不能把眼角膜捐献出来，这肯定让病人家属接受不了。”陈淑莹说。
为劝捐成功
曾帮人抬尸体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历，陈淑莹更加努力了，每天都不停地寻找哪里有死人的消息。“我常常盯着报纸上的车祸报道，只要哪里一发生车祸，我就跑过去。有时我们到了医院，家属都没来。眼角膜必须要死亡６小时以内捐献才行，等家属找到了，往往过了时间。当时做得特别累，而且也没有什么效果。”
令陈淑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份劝捐工作居然还包括了帮尸体穿衣服、抬尸体去殡仪馆。“当时几层高的楼上，都是我们把尸体抬下来，家属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服务。”直到２００４年下半年，殡仪馆有了新规定，陈淑莹的工作中才少了抬尸这一项。
有一段时间，陈淑莹感觉做不下去了，“每天我看到的都是人生最灰暗的一面。我当时都快疯了。”这时陈淑莹想到了一个调节心理的方法，找卖保险的人聊天。“卖保险的和我们都是要做人的工作，后来我想通了，做这一行要把挨骂当作一种享受，这样慢慢走出来了。”
为了一个角膜
往往要劝１０次
三年来，陈淑莹一共成功劝捐了９６例，让２１２人获得了光明。陈淑莹说，“原则上一只眼角膜救一只眼睛，但眼角膜太缺了，双目失明的人只能先做一只眼的移植，以帮助更多人。还有一些眼角膜的边缘部分也可以医好一些人。”
为了这２１２人的光明，陈淑莹不知劝捐了多少次，一般劝说１０次，也有一两次成功的。
作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最前沿的一名工作者，陈淑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令她最感困惑的是有效劝捐的线索非常难找。
近日，深圳成立了首支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陈淑莹当了这支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这让她充满了希望。
据《北京青年报》
■资料链接
我国有２００万人等待角膜移植
目前，我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多个城市设立了眼库，并且有能力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但一个普遍性难题是可供移植的眼角膜严重短缺。
据统计，目前我国等待角膜移植的病人有２００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和儿童。目前，全国各大医院每年总共可以完成的角膜移植手术只有２５００例左右，大多数的人只能在黑暗中等待着。按照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完全是自愿无偿的行为。
眼角膜移植手术医院往往要贴钱
深圳市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说，“尽管劝捐员的岗位设在医院内，但陈淑莹其实是在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劝捐来的眼角膜也不是全部由深圳眼科医院来做手术，还有一些是捐给外地急需的病人。医院只收取眼角膜的保存费用和手术费用，眼角膜本身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医院做一例眼角膜移植手术的费用约６０００元，相当于其他地方的一半左右。加上医院的一些费用支出，往往做一例手术还是亏的。”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