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鸣展开论战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
●“大学再‘行政化’下去,中国足球的今天,就是中国高校的明天。”
●“我的良心迫使我在那一个刹那蹦出来了,也可能过了那个刹那,我就蹦不出来了。”
●“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和现在的教育大跃进,形式上都是一样,有一点不同,1958年那时候,有人真以为这样行,而今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怎么回事,教育成了一个官方垄断产业,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张鸣博客摘选
教育成了一个
官方垄断产业
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和现在的教育大跃进,形式上都是一样,有一点不同,1958年那时候,有人真以为这样行,而今天,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怎么回事,比如说去弄项目,编故事骗,都知道,说白了就是利益,教育成了一个官方垄断产业,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
没有人会考虑长远,大学这样办下去,后果很明显:第一,学术上国外不跟你玩了,学术是要交流,不是关起门来的学术,学术只有一个,别人不带你玩了,你这个就不是学术了。第二,大学现在还在乎文凭,一旦有一天文凭彻底不值钱了,你又不能教给人家本事,人家还上你的大学干什么?没有生源,你大学还办什么呢?就像中国足球一样,没有球迷,你还玩什么球呢?
我们足球联赛一度多火啊,所以说糟蹋起来很容易,走到这一步,当年那些起哄的人他现在管吗?他不知道以后会变成这样吗?他知道,他先抓一把再说。所有的蛀虫都是短期心理。
现在学术暂时还勉强是你立足的途径之一,但是在恶化。你总不能等这个东西烂掉了以后再说吧。
从不愿意说话到
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很多人打电话支持我,但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敢说话,还有一些人与其利益绑在一起的会骂我。这个东西对教师的心灵的戕害最厉害,把你的心灵扭曲了,变成官的附庸。
学者起码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精神,听喝那是奴才,结果现在有人自愿听喝,一挥手大家全走,就这样。
大学教师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犬儒主义盛行,而且还不是西方意义的犬儒主义,西方的犬儒至少还不在乎官,我们的犬儒就是奴才主义。
大家都不愿意说话,从不愿说话到顺从体制,再到阿谀这个体制,最后成为压迫者,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没多少,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前系主任。3月12日,他在博客上批评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引发双方隔空交战。这边,张鸣接受媒体采访,炮轰高校“衙门化、黑社会化”,那边,院长连发四封公开信高调回应,并撤去张鸣系主任的职务。
“脓包总得有人捅。”
蹦出来了,便再也回不去了。“我已经牺牲了,就痛快一点儿吧,脓包总得有人捅。”他说。
他觉得,大学再“行政化”下去,中国足球的今天,就是中国高校的明天。
有人说他一个人在对抗一个体制。他称大大地不敢当。他说自己只想好好地教书,做一个有良心的老师——他讨厌别人叫他“博导”、“系主任”。他更不想成为体制外的反对者,他希望自己面对的是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公众——于是他拒绝了海外媒体的采访。
不过他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同行们。“这么长时间了,大学教授站出来说话的很少。有人愿意关心大问题,但你切身的事情、你身边的事情为什么不关注啊?”
“没人傻到像我这样反抗”
张鸣在博客中写道:
现在改成三级制后,院长权力极大。三级制是官僚自我膨胀的一种方式,在西方,院系就是服务,在我们这里,系不是一级行政机构,院是,院长对于普通教师来说,就是生杀予夺,除非你不想干了。为什么呢?各种评审,从评职称到各种项目,名目繁多,上面针对学科的,有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基地,他们掌握了评审权力。
像我们学院吧,所有的事儿都是院长办公会决定,你的院务扩大会议、学术委员会全部虚置。
院长办公会就是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书记、副书记基本说不了话的,党委会也是虚置。我们有三个副院长,姑且不论意见是否和他一致,院长私聘了三个院长助理,也参加院长办公会,这几个决定一切。
我们“211”、“985”这么多钱,上千万的钱,从来不透明,也没有一个公平的分配机制,就是想给谁给谁,他掌控的资源太大了,所有在他手上混的人,没有人敢说话。
没有人傻到像我这样反抗,我不要他们的所有资源,哪怕评一个先进教师我也不要,我以为我有资格反抗了,有权说话了,没想到我还是没有资格。
有人自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在张鸣的一篇博客后抢到“沙发”,他说,张老师,无论如何请您停止这场已经俨然转化成“文革”一样的政治斗争吧!求您了,在就业形势不景气的今天,我仅以国际关系学院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求求您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学院和学校您是斗不过的,适可而止,谢谢您了。
“最恨的是把学生带坏了”
张鸣在博客中写道:
领导把老师当下属、当奴才,也确实有许多老师愿意当奴才,为什么?可以得很多好处啊,评职称优先啊,分课题啊。老师要考评啊,你能不能合格能不能续聘,这个很重要啊,你就是不想往上爬,你也得拍他马屁,至少你得顺从他,不然不让你过关。
老师的权利在哪儿?学生的权利在哪儿?《教师法》上明文规定的,没有。
我最恨的是这个把学生带坏了,整个教学机构配合教学管理机构把学生,照我说,听话的变成奴才,不听话的变成愤青,个性全抹掉了,这样培养的学生有创造性吗?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靠谁啊?
不能说老师都道德沦丧,当然还是有人在坚持,但我看到的是,坚持的人越来越少,好老师越来越少。你要好好教学生,你就不可能有时间去赶论文,就不可能去炮制那些垃圾课题,因为这不是你的兴趣嘛,那么你就什么都没有,你就被边缘化了,尤其是年轻人,就更完了,你生活都困难。
关于这场“内斗”,很多人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揣测。有院方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一系列事情背后确实有复杂的利益关系,但他又称,有人把“学术行政化”的争论,统统“打成个人利益问题”,是有意将事态扩大化。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时殷弘则用非常模糊的语言来概括这件事——在一定意义上,Everything is politics(一切都是政治),一切也都是对真理的探求。
“以我有限的观察,院里的多数老师都认为,在这种环境下讨论,无法产生有益的结果。”时殷弘说。不过,他亦表示,现在的大学,货币化的实利考虑得太多,行政化程度太大,“非常让人遗憾”。
“至少给教授以学术权力吧”
张鸣在博客中写道:
学术没有尊严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学术委员会都是院务委员会定的,什么叫“评职称不单纯是学术”?不看学术看什么?我们《教师法》已经规定了,已经解决了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评的,不然还证明什么?
我还算是一个资深教授,尚且如此,如果换一个年轻的讲师,会怎么样?
学术委员会应由教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成就,由教师投票选举,这是起码的,这种事情不能干预。不说行政权力,至少给教授以学术权力吧,你这样下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官本位加剧加速,令人忍无可忍,而且蔓延开来,目前好一点的学校最后也好不了,劣币驱逐良币。你去查查,现在国家批准的社科基金的问题,基本上没用,大而无当,重大项目也如此,对国计民生一点促进作用都没有。
现在哪所学校不是钱堆出来的?大师?像我这样稍微有点个性的教师都容不下,还想出大师?从奴才里能培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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