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维志夫妇正在研究调查报告鲁西细菌战书

　　侵华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鲁西人民四十余万，而如此惨毒的一段历史竟掩盖了60年。如今，一位民间历史发掘者终于将此秘闻曝光于世。
　　崔维志，一位民间的历史与真相的发掘者和记录者，是他发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的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细菌战——鲁西细菌战。是他为此著书立说，四处奔走，把这一险些埋进历史深海的天大机密大白于天下。也正是他的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对日索赔工作。
　　一句话牵出一个天大机密
　　崔维志，现年51岁，淄博市沂源县人，现供职于临沂市政协研究室。1984年，当他还是沂源县委组织部一名干事时就开始了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并在报纸、杂志上大量发表文章。1993年6月，为了研究山东抗日战争斗争史，崔维志和妻子唐秀娥来到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一部尘封已久的国民政府档案里，他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民国三十二年，鲁西发生大霍乱，国人死亡甚重。”
　　对历史极为敏感的崔维志隐约感觉到在这短短的19个字后面可能隐藏着不同寻常的事情，民国三十二年是公元1943年，正值中日对峙时期，斗争十分激烈。这会不会是日军在鲁西发动的另一场细菌战呢？联想到日军在湘浙发动的细菌战造成当地霍乱大流行，这个猜测一下子引起了崔维志的警觉，但他又对这个猜测感到惊讶，他知道如果猜测被证实，那就意味着日本侵华史上又将添写罪恶的一笔。
　　崔维志立刻放下手头上的调查课题，马上从南京赶赴济南，在省档案馆和省图书馆，他把当年的档案及《大众日报》翻了个遍，却一无所获。初战受挫并没有打消崔维志夫妇调查的决心，他们决定两条腿走路，除到各地的档案馆查阅资料外，又走访了当年在鲁西工作过和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接连跑遍了聊城、德州、河北、河南等地的档案馆，拜访了宋任穷、谷牧、赵健民等80多位老领导、老同志，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然而，资料未查到一个跟日本在鲁西发动细菌战有关的字眼，那些老同志们对此也是毫不知情。
　　难道真的不曾发生过什么鲁西细菌战，仅是自己的一个猜测吗？
　　就在崔维志进退两难，陷入极度困惑的时候，唐秀娥突然提议道：我们何不到中央档案馆去看看？妻子的提醒让崔维志眼前一亮，前进的道路又豁然开朗了。于是不久，他们就一同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机遇就像躲藏在山谷后面的一颗耀眼丽石，它总是眷顾能走出山谷的人。在中央档案馆里，终于崔维志看到了从旅顺战俘管理所转来的日军战俘口供、笔供材料。
　　“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由第十二军第十九师团第十三旅独立步兵第四十四中队将连日降雨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堤防决溃，然后将霍乱菌撒放在河水里，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总计875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霍乱菌传播，约有22.75万名中国和平农民被杀……”这是时任日军第五十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步兵炮中队军官值班士官矢崎贤三的笔供交代。
　　崔维志阅读完后，那个曾久久积压在他心头的疑团突然解开了。鲁西细菌战的尾巴终于被他牢牢地抓在了手里，再也溜不掉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崔维志夫妻阅读、摘抄、复印了日军战俘有关鲁西细菌战的交代材料，并亲自跑到旅顺调查了解情况。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资料，整个鲁西细菌战全貌清晰地显现出来：1943年秋天，日军为了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大量杀害抗日军民，检验日军霍乱战的威力和日军实施与防范细菌战的能力，借卫河涨水，在鲁西、冀南秘密发动了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一时间，鲁西、冀南霍乱横行，死亡惨重。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有42.7万人死亡，再加上其他的县市，死亡人数不可计数。
　　震惊世界的大揭秘
　　历史是严谨的,这要求崔维志不能满足于这些书面的资料，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实地调查取证当中。这是一项与时间展开的赛跑，惨剧发生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尚在人世的亲历者恐怕已经不多，并且会一天比一天少，早一天揭示出真相，就能让更多的受害者在有生之年讨还公道。崔维志夫妇数十次深入临清、丘县、馆陶、莘县、冠县、堂邑等鲁西细菌战受害区调查取证，他们吃在老乡家，住在老乡家，一辆租来的自行车承载着他和他的使命在乡村的小路上蜿蜒行进。他们走访了400多位知情者，倾听着他们对过往苦难与不幸的哭诉，更增添了崔维志对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无比愤怒。对于一个历史事实的记录者来说，伸张正义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发现的事实公诸于世，让恶魔接受世界良知的审判。
　　2000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前来发表关于鲁西细菌战论文的崔维志与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女士相遇了，崔维志的研究成果深深震惊了包括王选在内的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王选表示全力支持山东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并结合本身业务对崔维志的调查取证提出了宝贵建议，从此两人互相交流，互相支持，结成了战友般的友情。为了帮助和指导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2003年7月，在王选和其他团体的帮助和支持下，崔维志主编了一本叫做《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刊物》，帮助和指导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目前，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省受害者索赔援助律师团已经成立，经费一旦筹集完毕马上就到美国对日本提起诉讼。
　　2002年10月，由崔维志和妻子合著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终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同年12月，崔维志应邀出席了在湖南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他宣读了关于鲁西细菌战的最新调查结果，并出示了详实的资料和确凿的证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发现在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们称他的发现“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而且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给予充分肯定。中科院近现代历史研究所的章伯峰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
　　2003年7月，经修订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再版发行。崔维志的发现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轰动，而且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三次报道，是年8月1日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在纽约举办的日军细菌战罪行展览会上，面对鲁西细菌战已经查明的42.75万人死亡的史实，前来参观的美国人大为震惊，纷纷谴责日军在中国犯下的这一暴行。而日本对此“发现”的反映却颇为复杂，民间友好人士和团体纷纷表示日军应该为此次暴行谢罪，并对崔维志的努力表示敬佩，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则极力否认，甚至还编造出一本《鲁西细菌战纯属虚构》的书来，妄图篡改历史。崔维志说他的发现是有根有据，实际调查的结果，事实胜于诡辩，鲁西细菌战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最近，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为表彰崔维志在鲁西细菌战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特授予他一面锦旗：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
　　困难并被感动着
　　崔维志是一个乐观豪爽的人，在他谈话间的声音里始终跳跃着快活的语调。在当地他和妻子都是名人，这也让他感到高兴。他自称他“是个非常充实的人”，家里满满当当的十二个书柜似乎印证了他的说法，可房间里几件多年不见的旧式家具和家里仅有的一台陈旧的21英寸电视机却也显露出这个家庭经济上的窘迫。崔维志坦言，现在他们家还有10万多元的债务，最高时全家负债达32万元之多。妻子又下了岗，生活真是雪上加霜，好在如今他东挪西凑地先把银行的钱给还上了，压力不像以前那么大了。问及为何会背负这么多的债务时，崔维志说，调查取证，外出开会，出书编印，所有的花费都由他自家承担，他研究细菌战及其他一些问题都是自己的兴趣所使，而且他的一切调查取证也不得不利用“五一”、“十一”、周末等业余时间来进行，时间和金钱在他身上都是稀缺的东西。崔维志是一个大孝子，可为了省时省钱，每次回家看望父亲，他都是尽量借调查的机会顺路过去。为了赶时间，崔维志总是写作到深夜，夏天为了防治蚊虫叮咬，他想出了写作时把脚泡在水里的法子，但是不久脚却泡烂了，他又用蚊帐把自己和他那张从老家带来的旧书桌罩在一起，也算是实践了鲁迅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为了省钱，他每次外出都是自带干粮咸菜，时间长就找最便宜的地下旅馆，时间短就到当地的车站候车室去歇歇脚。为了省钱，崔维志夫妇好几年不买一件衣服，家里更是常年不沾荤腥，今年除夕，唐秀娥给他们父子俩准备了一桌全是素菜的年夜饭。唐秀峨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妻子，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节省也不能把一块钱当成两块来花。于是，录音机卖了410元，用来补贴生活；照相机卖了1000多元，用来补贴生活；单位发的煤气票、鸡蛋票也卖了。为了补贴生活，唐秀娥还瞒着丈夫去干装卸工，在这种重体力的工作中，身材矮小的她，在人到中年的年纪却以能干出了名。
　　这一切都被崔维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妻子他满怀感激并为她感到骄傲。是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无怨无悔地理解他支持他，既是他的生活伴侣又是他工作中的助手。妻子和孩子的牺牲让他愧疚，周围群众的热忱帮助又让他感动。他们的邻居李顺峰、宋云芳夫妇看到崔维志急于用书却为再也拿不出足够的资金不能印刷而焦急万分时，善良的他们以自家的房产作抵押给崔维志贷了50000元的款，解了燃眉之急。当他们的亲戚同事朋友听说崔维志因为钱不够不能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时，他们总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几十元，几百元，都足见他们的热心，要知道他们大多也是下岗职工，生活并不宽裕。有一次，崔维志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而此时距离崔维志发工资还有好几天，妻子收拾了家里的酒瓶等废品卖了6块多钱，整整三天，他们没有踏出过自家大门一步。三天后当他们打开大门时，崔氏夫妇惊讶地发现，在他们家的门逢里静静地躺着一张50元的钞票。后来他们得知是唐秀娥的下岗同事李敏清偷偷塞的。沂水鲁南矿业公司的杨甲勤给崔维志寄来2000元钱，并在信中写道：“揭露侵略者罪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这个责任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责任。为了这个责任，不应该让你一个人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有这么多的人理解他支持他让他很受鼓舞，和往常一样，他已经把捐款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他说，这是他的原则。
　　窗外黄昏正浓，夕阳下的小城里已收住了她春寒的轻风。3月8日，朴实的崔维志夫妇依旧保持着惯有的热情，面对我们侃侃而谈。一面写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的锦旗静静地挂在暗淡的墙上，局促的房间里突然袭来一阵阵寒意，双手已经冰凉，我们这才想起崔维志家的暖气已经停了十来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