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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39岁农民的13年高考

  ▲2007年7月19日,济南,面对镜头曹湘凡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张洪波 摄
曹湘凡高考“大事”记
  ■曹湘凡第一次高考是在1987年,397分离最低的录取线还差60多分。
  ■1988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曹湘凡又一次落榜。
  ■1989年第三次高考前,曹湘凡病了,他又一次失利。
  ■1991年,曹湘凡以467分的成绩上了专科线,但他觉得读个专科不划算,放弃了。
  ■1998年,曹湘凡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国际学院政治学专业。但考取的是他不喜欢的专业,他又放弃了。
  ■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曹湘凡第七次参加高考。
  ■2006年6月,曹湘凡在湖南省汉寿县二中参加了第十二次高考。
  ▲2006年6月6日下午,常德市汉寿县,38岁的曹湘凡准备第十二次高考。
  有着3个女儿的曹湘凡今年参加了他的第13次高考,499分的成绩可以让他成为一个“三本”的学生,可是他却准备放弃。高考在他39岁的生命中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时间,他的目的就是跳出农门,改变身份。也许明年他还会继续参加高考,直到他说的45岁。
  湖南39岁的农民曹湘凡今年第13次参加高考,因为他认为这是改变他农民身份的主要渠道,这次他考了499分,过了湖南第三批本科分数线。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高考早已不是改变身份的唯一路子,曹湘凡如此做是为什么?7月19日,记者在济南采访了来参加《齐鲁开讲》节目的曹湘凡。
  高考为了摆脱农民身份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什么让你考了13次?
  曹湘凡(以下简称曹):为了摆脱农民的身份。
  记:身份让你非常痛苦吗?
  曹:一场车祸撞死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是城市的,女孩是农村的,他们的赔偿会差别很大,同命不同价。
  记:社会在不断发展,其实高考未必是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一条路,很多农民没有上大学,也一样改变了身份。
  曹:我不行,我都尝试过,可我赚不到钱,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会干农活,而且种庄稼也挣不到钱。1992年,我跑到广州去打工,干了四年,在建筑工地上给人家盖房子、打混凝土,干的活又脏又苦又累,我不想再回到那种生活状态。
  记:所以你认为只有高考才能改变这种状态。
  曹:高考是改变农民生活的主渠道,虽然也有农民做生意成了富翁,但十个农民里碰不到一个。在北京,一个城里人通过捡垃圾都能养活自己,可在农村不行。
  我想改变自己,我想往上爬,我是农民向上爬的一个代表。考上大学,我的身份、地位就会改变,我就会活得有尊严。
  对高考又爱又恨
  记:你考了13年什么感觉?
  曹:我把我的高考经历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7年到1989年,那时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就盼着高考改变我的命运。1996年到2001年,我是快乐高考,那时候我是在前妻支持下参加高考的,家庭生活很好,觉得试一试也无妨。
  记:在第二个阶段,你是不是已经有点改变,开始不把高考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条路了?
  曹:我不知道。可能是从广州打工回来,我没挣到钱,但学到了一些新观念,就是要向前看,计划没有变化快啊。
  记:那第三个阶段呢?
  曹:那是2002年到2007年,我叫它职业主义阶段。
  记:什么意思?
  曹:从1998年开始,我做起了家教,辅导参加高考的学生。我继续参加高考,一是为了圆自己的高考梦,二是为了维持生存状态,掌握每年的高考信息,这样才能辅导学生。
  记:在你内心里,高考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曹:高考对我伤害很大,我又爱它又恨它。但现在高考已成了一种习惯,或者是我的衣食父母,我需要靠它教学生挣钱。
  记:你自己没有上过大学,那教学成绩怎么样?
  曹:这些年我教了300多个学生,其中有128个考上了大学,都是本科。
  我是一个“四不像”
  记:那这些年你都是处于一种什么生活状态?
  曹:人家叫我老师,实际上我是个“赤脚老师”,就像你没有鞋子穿的感觉。我是一个“四不像”,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打工的不像打工的。
  记: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却让你没有一点儿归属感?
  曹:居住在城里,办着暂住证,我是一个徘徊在城市里的农村人,也就是两栖人。有一天说撞死就撞死,说病死也就病死了,没有什么归属感。
  记:那你的家人呢?
  曹:我们一家五口人,生活在五个地方,现在的妻子是2001年结婚的,她是个大学生,现在深圳打工,大女儿在前妻岳母家里,二女儿在现在的岳母家里,三女儿在我父母家里。我们一家人春节都聚不到一块儿。
  记:妻子支持你参加高考吗?
  曹:前妻后来也不支持,离开了,现在的妻子支持,她说我考到80岁都支持我。
  考上了不一定去读
  记:今年你终于考上大学了,听说报考的是湖南第一师范?
  曹:我并不想报这个志愿。
  记:听你的意思,今年你要放弃读大学?
  曹:我今年的分数只够报三批本科,但没什么好学校,而且学费很高,所以我报了专科。在一所专科学校读三年,也许学不到什么东西,甚至出来后比现在更差,我在想这值不值得。如果是北大清华,我就是卖血卖器官也会去读。
  记:也许你的要求太高,现在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很多,他们一样要漂在城市里。
  曹:如果毕业后我找不到工作,这是大学教育制度的悲哀,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
  考学是一块敲门砖
  记:即使大学教育制度存在缺陷,但还有个问题,你今年不读的话,即使明年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大学毕业后也40多岁了,你还能和20出头的小伙子一样去竞争岗位吗?
  曹:我知道,我们那里有个连续13年考研究生的人,最后他考上了,但毕业后,他已经41岁了。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因为他剩下的有效工作年限太少,没人愿意为他以后的日子埋单。所以他现在成了个无地农民。
  记:你会不会也这样呢?
  曹:找到了敲门砖,即使没有单位要我,我也可以大张旗鼓干自己的事,我的命运还是会改变的。
  记:走进去,再走出来,未必就比现在的日子好过。
  曹:即使漂在城市,起码也比农民过得好,城里人有低保、医保,但农民没有,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得病就撒手归去。等到农民掏大粪都一样活得有尊严,也就没人嘲笑我连着考了13年了。
  记:你考上了,却因为要养家糊口不去上,你认为现在参加高考是为了做家教,却又一心想着进名校,你不觉得自己很矛盾吗?
  曹:有时候想想,读大学真没什么意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融入到现在的大学生活中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但我不会放弃,我要抓住青春最后一点尾巴。
  记:你想考到哪一年?
  曹:45岁。
  记:为了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曹: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高考成了一种习惯。
声音
  “独木桥”走到45岁
  不值得提倡
  人总是有所差别的,有些人注定就不是考试的高手,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上大学。高考只是选拔人才的一个不可取代的有效方式,但成才的路却万千条,考不上大学照样可以去做适合自己的工作,照样可以造福人类,奉献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像曹湘凡一样要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走到45岁的做法其实并不值得提倡。如果不切实际地追求一个自己无法企及的梦想,到头来注定是一场空。
  制度缺陷
  会引发社会问题
  任何制度都有缺陷,高考也不例外,于是有了破格录取的补充辅助制度,来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但是,就算那些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面临着天文数字般的学费,不也是望校兴叹吗?这不能不说是社会某个组织发生了病变。和一些人轻易上名校相比,他们改变命运的成本如此之悬殊,这必然给底层的民众带来心理和情感上的不平衡感,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高考情结”
  让人焦虑不安
  考上大学未必有希望,考不上就更没希望了。这种恐惧的社会意识仍然深埋在无数国人的心底。在高考魔棒的指挥下,不仅焕发出了“高考精神”,也焕发出了人们对高考的钟爱与狂热。看一下那些备考族和陪考族的热闹场景:为高考烧香拜佛者有之,考前恶补者有之,订购“高考房”者、吸氧减压者有之,甚至服用兴奋剂者亦有之。这种被异化了的“高考情结”让我们的确感到有些焦虑不安。

栾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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