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３０日下午，第三届中国经济５０人田横岛论坛，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田横岛上落下帷幕。李扬、吴晓灵、王建、蔡昉、江小涓、魏杰等５０人论坛的专家参加了研讨活动。本次论坛的研讨主题为“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论坛围绕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社会化和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到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明确提出，中国未来１０年将迎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良药。
“我国人口结构优势不再，并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蔡昉认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２０３０年到达最高点，为１４．０６亿；劳动人口在２０２０年左右达到顶点，为９．２３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２０１３年。
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１．１％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０．４％。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在谈到劳动力短缺的解决之道时，蔡昉认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国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２００２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２００４年起开始上升。
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应该达到多少点最好。五千点好吧？那么我就让股市涨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在这个点位上。可能吗？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当由政府监管驱动转为市场驱动，应当彻底抛弃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在他看来，世界各国的股市都出现过剧烈波动，而政府监管应当做的只是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
在谈到资本市场时，李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下一阶段肯定会有大的发展。他表示，最近一年半的上涨行情吸引了许多居民的储蓄资金流向股市，对此，有声音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把股市里的资金“挤出来”，而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做法，因为长期以来如何分流储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都是管理层的目标所在。
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断创出历史新高，部分管理层和经济学家开始给资本市场泼冷水。李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不是太火了，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债券产品，要大量减少只是服务于金融部门的产品，现在债券很多，但是债券都是金融机构发、银行发、保险发、中央银行发、证券公司发，很少企业发，很少是与居民相关的。”
他强调，对于资本市场发展，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要真正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从美国最近的两次股灾来看，巨大的波动幅度对经济和社会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金融体制和股市都很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股灾并未影响到银行体系，没有传导到企业层面。企业的发展仍保持健康的状态。”
谈及市场监管，李扬希望职能部门从现在的行政和机构监管，全面转向功能监管。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应该很明确，而不是说谁是你的“老子”，谁是你“婆婆”，就该让“老子”、“婆婆”来监管，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
论及股指波动，李扬认为政府调控理念要改变。“资本市场应改变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一定要彻底抛弃这种做法。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应该达到多少点最好。五千点好吧？那么我就让股市涨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在这个点位上。可能吗？股指剧烈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要不然就不是股市了。”
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但是美欧国家，平均股价将近１００美元，或者超过１００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会上提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能开放资本市场，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与美欧国家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个价值洼地。
“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不能够开放资本市场，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王建认为，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能成功避开，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
王建建议大家看看《货币战争》这本书，其中金融集团在不同年代的“剪羊毛”，很值得思考。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资本家是不满足用原来分割剩余价值的方式了，而是通过他们手里控制的金融工具，他们通过金融周期的变化，然后是强制性地把产业资本家所积累的物质财富，拿到自己手里。
王建认为，美国现在很急切地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其真实目的在于希望进入到中国来，拿走我们的金融股权，然后在金融股权拿到手以后，它就可能通过对中国金融周期有意识的控制，像《货币战争》里面描写的一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国内进行“剪羊毛”的活动。如何回避？国际金融集团可以进来，但我们只给他们债权，而不是股权。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但是美欧国家，平均股价将近１００美元，或者超过１００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谁都想到这儿剪一刀，因为谁都看你是一个‘肥羊’，但是积累还不够。所以往十年以后看，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股价提高，让它进不来，要进来的话买的是高价股，财富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不能便宜这些人。”王建希望中国股市继续大踏步往前走。
三个金融监管部门，把自己监管的所有金融机构当成“儿子”看待，都为自己“儿子”的发展谋出路，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分割。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那么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国金融发展的唯一对策是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吴晓灵认为，通过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由于港币和台币均可以自由兑换，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们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现在尽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是从金融的自主权上来说，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在中国都是不够的。”吴晓灵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减少社会的震荡，国家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
“要放松对内管制，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吴晓灵介绍，国内的一个现状是，三个金融监管部门，把自己监管的所有金融机构当成“儿子”看待，都为自己“儿子”的发展谋出路，但是对别人的“儿子”就有一种戒心，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分割。
“应对挑战的唯一对策就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增加企业居民的金融自主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吴晓灵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国内的市场准入，应该说是管的很严的。只有解决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够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进。
到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明确提出，中国未来１０年将迎来劳动力短缺的事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快速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良药。
“我国人口结构优势不再，并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蔡昉认为，按照现有的人口发展变化曲线看，我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２０３０年到达最高点，为１４．０６亿；劳动人口在２０２０年左右达到顶点，为９．２３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２０１３年。
同时，研究还发现，我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１．１％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０．４％。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届时，我国由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到２０５０年，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在谈到劳动力短缺的解决之道时，蔡昉认为，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稀缺，人口学家称之为“刘易斯转折点”。事实上，“十一五”期间，我国一定会出现这个转折点。从总量看，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是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平衡期，以后将持续下降。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也将不再是周期性的、政策性的“荒”，而是趋势性的、总量的，从劳动力市场变化也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趋势。从２００２年起，我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在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则从２００４年起开始上升。
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应该达到多少点最好。五千点好吧？那么我就让股市涨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在这个点位上。可能吗？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当由政府监管驱动转为市场驱动，应当彻底抛弃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在他看来，世界各国的股市都出现过剧烈波动，而政府监管应当做的只是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
在谈到资本市场时，李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下一阶段肯定会有大的发展。他表示，最近一年半的上涨行情吸引了许多居民的储蓄资金流向股市，对此，有声音表示应当采取措施把股市里的资金“挤出来”，而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做法，因为长期以来如何分流储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都是管理层的目标所在。
中国的证券市场不断创出历史新高，部分管理层和经济学家开始给资本市场泼冷水。李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不是太火了，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债券产品，要大量减少只是服务于金融部门的产品，现在债券很多，但是债券都是金融机构发、银行发、保险发、中央银行发、证券公司发，很少企业发，很少是与居民相关的。”
他强调，对于资本市场发展，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要真正割断银行资金和股市的联系，“从美国最近的两次股灾来看，巨大的波动幅度对经济和社会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金融体制和股市都很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股灾并未影响到银行体系，没有传导到企业层面。企业的发展仍保持健康的状态。”
谈及市场监管，李扬希望职能部门从现在的行政和机构监管，全面转向功能监管。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应该很明确，而不是说谁是你的“老子”，谁是你“婆婆”，就该让“老子”、“婆婆”来监管，现在这个问题很突出。
论及股指波动，李扬认为政府调控理念要改变。“资本市场应改变政府调控股市、调控股指的做法，一定要彻底抛弃这种做法。大家对股市有很多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有些人说股市应该达到多少点最好。五千点好吧？那么我就让股市涨到五千点，然后就稳定在这个点位上。可能吗？股指剧烈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要不然就不是股市了。”
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但是美欧国家，平均股价将近１００美元，或者超过１００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专家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会上提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能开放资本市场，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与美欧国家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个价值洼地。
“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不能够开放资本市场，不能使人民币国际化。”王建认为，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能成功避开，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没有国际化。
王建建议大家看看《货币战争》这本书，其中金融集团在不同年代的“剪羊毛”，很值得思考。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资本家是不满足用原来分割剩余价值的方式了，而是通过他们手里控制的金融工具，他们通过金融周期的变化，然后是强制性地把产业资本家所积累的物质财富，拿到自己手里。
王建认为，美国现在很急切地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其真实目的在于希望进入到中国来，拿走我们的金融股权，然后在金融股权拿到手以后，它就可能通过对中国金融周期有意识的控制，像《货币战争》里面描写的一样，就可以在中国的国内进行“剪羊毛”的活动。如何回避？国际金融集团可以进来，但我们只给他们债权，而不是股权。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中国Ａ股的平均股价是两美元，但是美欧国家，平均股价将近１００美元，或者超过１００美元，现在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价值洼地，谁都想到这儿剪一刀，因为谁都看你是一个‘肥羊’，但是积累还不够。所以往十年以后看，重要的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股价提高，让它进不来，要进来的话买的是高价股，财富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不能便宜这些人。”王建希望中国股市继续大踏步往前走。
三个金融监管部门，把自己监管的所有金融机构当成“儿子”看待，都为自己“儿子”的发展谋出路，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分割。
中国经济５０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不在金融方面有更深刻的变革，那么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中国金融发展的唯一对策是加快国内金融改革，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
吴晓灵认为，通过放慢资本市场开放以保护国内市场的想法，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由于港币和台币均可以自由兑换，长期来看挡住资本可兑换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全球金融都在自由化，我们在金融的管制方面，应该说是逐步加强的。现在尽管是金融改革有所推动，但是从金融的自主权上来说，企业的筹资自主权、居民的投资自主权、金融机构的运作自主权和创新的自主权，在中国都是不够的。”吴晓灵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在解决有问题金融机构的过程当中，为了减少社会的震荡，国家过多地承担了市场风险。
“要放松对内管制，首先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树立功能监管的理念。”吴晓灵介绍，国内的一个现状是，三个金融监管部门，把自己监管的所有金融机构当成“儿子”看待，都为自己“儿子”的发展谋出路，但是对别人的“儿子”就有一种戒心，这样就造成了市场分割。
“应对挑战的唯一对策就是加快对内的金融改革，具体来说应该放松对内的金融管制，增加企业居民的金融自主权，同时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吴晓灵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国内的市场准入，应该说是管的很严的。只有解决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才能够在金融的放松管制方面，大踏步地前进。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