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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区党委原任副书记去向
转任常委
薛延忠：从山西省委副书记改任山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冯敏刚：从青海省委副书记调任江苏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黄兴国：从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改任天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王华元：从广东省委副书记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马铁山：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改任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唯众：从辽宁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改任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
卸任
原北京市委副书记于均波 （６６岁）
原天津市委副书记房凤友（６６岁）
原浙江省委副书记李金明（６６岁）
原海南省委副书记蔡长松（６６岁）
原湖北省委副书记黄远志（６７岁）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刘丰富（６４岁）
原贵州省委副书记曹洪兴（６７岁）
交流到北京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胡春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原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
原贵州省委副书记孙淦，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调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原吉林省委副书记全哲洙，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调任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转任人大
原吉林省委副书记唐宪强，２００７年１月，当选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北京市委副书记杜德印，２００７年１月，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２００７年１月，当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广东省委副书记欧广源，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转任政协
原青海省委副书记白玛，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青海省政协主席。
原广东省委副书记蔡东士，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原四川省委副书记陶武先，２００７年１月，当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马文学，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原陕西省委副书记杨永茂，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原浙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２００７年２月，当选浙江省政协主席。
原贵州省委副书记黄瑶，２００７年１月，当选贵州省政协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省级党委共设６７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的１５８名减少９１人。目前，被精简后的副书记们纷纷离开原任岗位。
“减副”之后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能解决。
比上次省级换届
减少９１名副书记
“这是党委决策的巨大改变——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主体多元变成了集体一元。”
截至６月底，持续近１０个月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基本结束。此次地方换届，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思路：“减副”。这是本次地方党委换届的最大看点。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省级党委共设６７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的１５８名减少９１人。目前，被精简后的副书记们纷纷离开原任岗位。
以浙江省为例，四级党委，几乎每级都实现了“一正两副”的配置。浙江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２月中旬，浙江省９０个县（市、区）委共减少１３３名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６日，浙江省委新班子亮相。在２００６年初的省委副书记中，只有省长吕祖善和原政法委书记夏宝龙留任。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进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２００７年２月，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担任省政协主席，另一名副书记梁平波则担任政协副主席。
省会杭州，２月１３日，当地的市委就进行了大调整。原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升任专职副书记。
原有副书记中，除纪委书记叶明继续留任副书记外，２００７年初还在任的另４位副书记孙忠焕、蔡奇、于辉达、朱报春，除市长蔡奇外，均退出副书记序列。
原杭州市长孙忠焕转任杭州市政协主席，朱报春转任市政协副主席，而于辉达则担任杭州市人大副主任。
７月２７日，杭州的中共党代表们审议通过了《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制定杭州市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规划的建议》。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常委会之外，党代表们的权利获得更多尊重，面对将会影响全市的大型规划，他们获邀分组讨论，对这一建议作出了表决。
“这是党委决策的巨大改变——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主体多元变成了集体一元。”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郭亚丁说。随着全国各地四级党委换届的顺利结束，新的体制正在探索中逐步建立。
专职副书记
职责有待明确
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浙江省委党校郭亚丁教授表示，在以前，常委和副书记，副书记和书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相互间的交流仍能畅通。副书记职数减少后，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确实很值得研究。”郭亚丁说。按要求，换届后，常委班子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可是“专职副书记”的责任界限，中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其他工作。”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浙江金华某县一位留任的专职副书记承认，“减副”前，他分管政法委，职责明确，换届成了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后，却变得困惑。“好像什么都能管，却什么都管不了。”
“协助书记处理县委日常事务”，这在过去是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如果副书记来管，很容易沦为正职书记的“专职助理”。而“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又缺乏明确的职责范围界限。
这名副书记表示，在同事眼里，自己成了党政正职之外排名最高的“第三把手”，比降为常委或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同事幸运不少，但他却感觉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
郭亚丁曾接触很多党政官员，他承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可以通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等程序性的配套制度完善。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能解决。
改革的方向
不可逆转
“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１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５２岁了。
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
为了缓和矛盾，各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安抚这些尚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们。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于中央只要求党委班子必须“一正两副”，但对县直机关设多少局长并无刚性要求。除部分副书记升调转任人大、政协外，大部分副书记们最后都得以升调，改任县直各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种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办法，“我们这里被减掉的三个副书记，除一个调任别的乡做副乡长，其他的都当了副局长。”浙江温州的一名镇长说。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加“括号”的方式，安抚被“减”掉的干部。“被直接减掉的副书记，县里一般都会给他加括号，注明享受‘副科级待遇’。”这名镇长说。
关于“减副”的敏感性，在省一级党委同样存在。浙江省委党校一名教授说，按规定，党校校长往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但这次浙江省委党校的校长，却由分管组织部的省委常委兼任。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改革必须考虑受损者的利益，具体到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政策设计者也确实充分考虑到了受损者的利益，为副书记们保留了尽可能大的体制内利益。
“改革方向已不可逆转，”浙江省委党校的郭亚丁教授说，“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据《瞭望新闻周刊》《南方周末》
延伸阅读
国务院一些部委副职人数超标
《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各部委设正职１人，副职２至４人。但国务院２８个组成部门中，１８个部门的副职人数超过４人；１９个直属机构和４个办事机构中，９个机构负责人副职人数超过４人。
“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副职超标４６人，超标严重。”在最近一期《瞭望新闻周刊》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发表《部委行政副职多少为宜》指出，国务院目前所辖所有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中，逾半数部门的副职人数都超出法定人数的２～４人。文章建议，《国务院组织法》按实际情况及时修订或由全国人大授权对有关部委、机构所设行政副职职数进行调整。
熊文钊在文中指出，《国务院组织法》对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副职职数有明确规定，各部设部长１人，副部长２至４人。各委员会设主任１人，副主任２至４人。国务院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数为２至５人。
熊文钊经过查阅和统计发现，现在国务院所辖部委和机构的负责人，其副职人数多数在４～１２人之间。国务院现有２８个组成部门中，１８个部门的副职人数超过了４人，发改委负责人副职人数达到１２人；在国务院１９个直属机构和４个办事机构中，有９个机构的负责人副职人数超过了４人。
按照绝对人数统计，超过法定副职人数的共有４６人。熊文钊表示：“其实４６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字，仅指在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及国务院部门的网站上明确标明职位名称为副部长、副主任、副行长、副署长等的人数，还不包括行政级别为副部级的其他职位人数。”
对于行政副职人数超标严重的问题，熊文钊认为，到了这个级别的人都有专车配备，福利待遇比较好，使副职人数不断增加。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指出：“很多时候不是因岗设人，而是因人设岗。”
最近，我国各级地方党委换届和精简地方党委副书记的工作已经完成。“党委能精简下来，政府部门更应该有信心按照法律规定精简下来。”姜明安表示，影响行政副职精简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的安排。
据《瞭望新闻周刊》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