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日报》５月２９日刊登的朱福忠的悔过书。
张绍仓在法庭上念悔过书。
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７月１１日，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据检察机关指控，张绍仓利用职务便利，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借为某公司解决３５０万美元外汇额度之机，收受这家公司支付的调剂费人民币７００万元。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６年间，张绍仓单独或伙同其妻、儿子收受他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２７８万余元。
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四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的结构和文字惊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装，有抄袭的嫌疑。
朱福忠原是镇党委书记，而张绍仓原在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任商贸处处长，后到企业任职。两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作案的手段、地点、背景不同，所以两人对自身腐败的悔悟，不可能相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朱福忠的悔过书在前，张绍仓法庭忏悔在后。据了解，在不少监管场所，有关部门都订有《检察日报》，一些被羁押人员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存在这样的可能：张绍仓从报纸上看到朱福忠的悔过书，然后结合自身实际照葫芦画瓢“有感而发”。
据《检察日报》
张绍仓的悔过书（有删节）
我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主要还是自己的主观原因。
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业绩的建立，我逐渐自满起来，认为业绩的取得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帮人解决点困难，就以恩人自居，认为自己有活动能力。在这种扭曲的思想支配下，从逢年过节收点礼品开始，逐步发展到收受他人礼金，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身居要职，手中有权，说了算数，找我帮忙办事的人多了，攀附追逐和前呼后拥的人也多了。渐渐地，自己把组织纪律、党纪国法都忘在了脑后，把党性原则丢到了一边。在朋友、感情、哥们儿义气的驱使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人情，没有党性纪律观念，只想个人得到好处，没有想到党纪国法对自己的约束。法律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我现在非常后悔，但已悔之晚矣。
在工作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第三段的内容）。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业的大功臣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把企业的人事、财务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第二段），我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成了金钱的俘虏。
现在想来，我真是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有什么好居功自傲的？企业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企业做领导，换了别人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更何况，在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提高，比起其他同学、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我真后悔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束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给企业造成损失，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是虚妄自大和对法律的无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现才如梦初醒，却晚了（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最后一段）。
这么多年来，我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时时忙于应酬，更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现在真是后悔不已。我辜负了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忘记了党纪国法。我将受到法律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被审查以来，我积极配合纪检、司法机关把问题交代清楚，认真反省，争取好的态度，从思想上转变认识，从行动上重新做人。同时也恳切地盼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也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好好改造自己，报答组织，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编者注：两封悔过书雷同处均用黑体字标示）
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删节）
我是农民出身，从生产队队长干起，当过农机员、农技员、副乡长，最后成为了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同安乡）的党委书记。可以说，能成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完全是凭我踏实肯干一步步得到提拔重用的结果。做党委书记后，我抓住了成渝高速路第一个出口坐落于同安镇的机会，在紧邻出口的地方规划建起了初具规模的城镇。１９９９年同安镇成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在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同安镇迎来了更快发展的机遇，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西部阳光城落户到了同安镇。
阳光城的建设凝聚了我大量的心血，但在阳光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在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把自己看成是阳光城建设的大功臣，并以此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我把同安镇的人事、财政、国土、规划和城建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事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同安镇的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他们都是我提拔的；当时的区委主要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轻描淡写。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工作起来放得很开。这是我刻意打造的状况，当时我很满足于这种状况，总认为少了监督和约束就像松开了手脚，可以随意发挥。但现在想来，我很多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无监督约束条件下发生的，终于酿成了重罪。
在工作的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真怀念那种工作境界，待遇差，劲头足，完全以工作成就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就在同安镇的经济建设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许多经济实体入驻同安镇，镇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同安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同安父老乡亲将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我却没能把持住自己，思想开始动摇，最后成了金钱的俘虏。
总结我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的原因，主要还是没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在同安镇发展快、势头好的成绩面前，我没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作用，以大功臣自居，权力又缺乏监督和制约，逐步滋生出了自大的意识；在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面前，又常常为自己经济条件差而自卑。就在这样的自大和自卑交织作用下，自己的心理严重失衡，伸出了不该伸的手，以自大的权力去填补自卑的心理，放纵了对金钱的追逐。
现在想来，我真的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哪里值得为金钱自卑呢？同安镇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做党委书记，换了别人，同安镇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我不应该把各方一起努力创造的成果，作为自己自大的资本。在我的发展道路上，每做出一点点成绩总能得到上级的肯定，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地提高，比起其他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比起家乡的乡亲，我的物质条件够得上很优越了。真后悔原来比错了对象，偏偏去和企业家比经济条件。在自卑的阴影下，虚妄的自大把我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相关新闻一纸“悔过书”竟抵两年刑
北京市原市儿童福利院女院长兼中国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主任王晨光因犯贪污罪，一审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２年。但王晨光递交给市一中院一份悔过书，表示她以前对法律认识不清，并称“愿意接受批评教育，重新认识问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被终审改判缓刑２年。
有专家对此判决质疑：悔过书有法律意义吗？如果有，那么天下所有的贪官尽管放开胆子大贪特贪好了，反正即使一旦落网，只要大写《悔过书》，就可以逃避或至少减轻法律的惩罚。贪官自称愿接受教育，就可以减轻罪责吗？贪污是犯罪，认罪，你就得伏法，接受法律的惩罚，岂能“教育教育”就完事？
张绍仓，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兼任皖能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此前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处长、安徽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７月１１日，张绍仓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据检察机关指控，张绍仓利用职务便利，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借为某公司解决３５０万美元外汇额度之机，收受这家公司支付的调剂费人民币７００万元。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０６年间，张绍仓单独或伙同其妻、儿子收受他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２７８万余元。
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自己写的长达四页的悔过书，三次说出“后悔”二字，恳求法庭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然而，记者发现，张绍仓的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的结构和文字惊人的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装，有抄袭的嫌疑。
朱福忠原是镇党委书记，而张绍仓原在安徽省计划委员会任商贸处处长，后到企业任职。两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作案的手段、地点、背景不同，所以两人对自身腐败的悔悟，不可能相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发朱福忠的悔过书在前，张绍仓法庭忏悔在后。据了解，在不少监管场所，有关部门都订有《检察日报》，一些被羁押人员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存在这样的可能：张绍仓从报纸上看到朱福忠的悔过书，然后结合自身实际照葫芦画瓢“有感而发”。
据《检察日报》
张绍仓的悔过书（有删节）
我走上腐败道路的原因尽管有很多，但主要还是自己的主观原因。
我是农民的儿子，组织上为了培养我，送我上大学、将我下派到县里挂职锻炼，倾注了很大的心血。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随着职务的升迁、地位的变化、业绩的建立，我逐渐自满起来，认为业绩的取得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帮人解决点困难，就以恩人自居，认为自己有活动能力。在这种扭曲的思想支配下，从逢年过节收点礼品开始，逐步发展到收受他人礼金，以至于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身居要职，手中有权，说了算数，找我帮忙办事的人多了，攀附追逐和前呼后拥的人也多了。渐渐地，自己把组织纪律、党纪国法都忘在了脑后，把党性原则丢到了一边。在朋友、感情、哥们儿义气的驱使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我心里只有人情，没有党性纪律观念，只想个人得到好处，没有想到党纪国法对自己的约束。法律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我现在非常后悔，但已悔之晚矣。
在工作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完全以工作成就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第三段的内容）。走上领导岗位后，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以企业的大功臣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把企业的人事、财务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上级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第二段），我最终没能把持住自己，伸出了不该伸的手，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成了金钱的俘虏。
现在想来，我真是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有什么好居功自傲的？企业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企业做领导，换了别人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更何况，在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提高，比起其他同学、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我真后悔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束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给企业造成损失，同时也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是虚妄自大和对法律的无知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现才如梦初醒，却晚了（涉嫌抄袭朱福忠悔过书的最后一段）。
这么多年来，我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时时忙于应酬，更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现在真是后悔不已。我辜负了党组织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忘记了党纪国法。我将受到法律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被审查以来，我积极配合纪检、司法机关把问题交代清楚，认真反省，争取好的态度，从思想上转变认识，从行动上重新做人。同时也恳切地盼望法庭能给我一次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也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好好改造自己，报答组织，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编者注：两封悔过书雷同处均用黑体字标示）
朱福忠的悔过书（有删节）
我是农民出身，从生产队队长干起，当过农机员、农技员、副乡长，最后成为了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同安乡）的党委书记。可以说，能成为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完全是凭我踏实肯干一步步得到提拔重用的结果。做党委书记后，我抓住了成渝高速路第一个出口坐落于同安镇的机会，在紧邻出口的地方规划建起了初具规模的城镇。１９９９年同安镇成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镇，在各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同安镇迎来了更快发展的机遇，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西部阳光城落户到了同安镇。
阳光城的建设凝聚了我大量的心血，但在阳光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在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坐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我把自己看成是阳光城建设的大功臣，并以此自居，处处说一不二。我把同安镇的人事、财政、国土、规划和城建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对重大事项，往往是我事先拿定主意，集体议事过程仅仅是花架子，常常演变成下属领会和执行我事前已作出的决定的会议。同安镇的纪检和其他干部对我起不到监督作用，他们都是我提拔的；当时的区委主要领导对我的监督也是遇事说事，轻描淡写。在这样一个不受监督和约束的状况下，我工作起来放得很开。这是我刻意打造的状况，当时我很满足于这种状况，总认为少了监督和约束就像松开了手脚，可以随意发挥。但现在想来，我很多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无监督约束条件下发生的，终于酿成了重罪。
在工作的前期，我对金钱没有太多的想法。真怀念那种工作境界，待遇差，劲头足，完全以工作成就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就在同安镇的经济建设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许多经济实体入驻同安镇，镇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同安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同安父老乡亲将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的时候，我却没能把持住自己，思想开始动摇，最后成了金钱的俘虏。
总结我在金钱面前败下阵来的原因，主要还是没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在同安镇发展快、势头好的成绩面前，我没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作用，以大功臣自居，权力又缺乏监督和制约，逐步滋生出了自大的意识；在腰缠万贯的企业家面前，又常常为自己经济条件差而自卑。就在这样的自大和自卑交织作用下，自己的心理严重失衡，伸出了不该伸的手，以自大的权力去填补自卑的心理，放纵了对金钱的追逐。
现在想来，我真的糊涂，自己有什么资格自大？哪里值得为金钱自卑呢？同安镇的发展是遇到了好时期、好政策、好条件，我只是恰好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地方做党委书记，换了别人，同安镇也一样会有快速的发展。我不应该把各方一起努力创造的成果，作为自己自大的资本。在我的发展道路上，每做出一点点成绩总能得到上级的肯定，物质待遇方面，也在一年年地提高，比起其他同事，我的待遇算得上很优厚了，比起家乡的乡亲，我的物质条件够得上很优越了。真后悔原来比错了对象，偏偏去和企业家比经济条件。在自卑的阴影下，虚妄的自大把我推向了犯罪的深渊。
相关新闻一纸“悔过书”竟抵两年刑
北京市原市儿童福利院女院长兼中国残疾儿童康复培训中心主任王晨光因犯贪污罪，一审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２年。但王晨光递交给市一中院一份悔过书，表示她以前对法律认识不清，并称“愿意接受批评教育，重新认识问题”，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被终审改判缓刑２年。
有专家对此判决质疑：悔过书有法律意义吗？如果有，那么天下所有的贪官尽管放开胆子大贪特贪好了，反正即使一旦落网，只要大写《悔过书》，就可以逃避或至少减轻法律的惩罚。贪官自称愿接受教育，就可以减轻罪责吗？贪污是犯罪，认罪，你就得伏法，接受法律的惩罚，岂能“教育教育”就完事？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