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热衷借用某些奢侈品来证实自己的身价，而“富二代”从小就生活在金钱中，从没缺过钱，对那些代表身份的东西特别不在意。
与一般人想象中不同，浙江萧山的“富二代”大多数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对比，从小就不缺钱的他们穿着简单，并不注重享受财富，尽管每人都有过亿资产，但是他们整天热衷于谈论的是企业管理和家族荣誉，努力工作得有些近乎乏味。他们要做的不仅是让父辈传给的财富保值，更要让财富增值。
对于奢侈生活
“富二代”并不热衷
董最红是杭州最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手起家的董最红觉得自己是“悟”透了的人，不再那么关心企业的一时得失，已经很懂得享受人生了。他给自己买了耀眼的法拉利，又强迫太太去学英语和钢琴和他一起去骑马。
汤晓鸣是董最红的朋友，也是萧山典型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解释，正是当年家庭贫困，使今天的他特别重视品牌，甚至变成了狂热的品牌拥护者。
他每隔一两个月就去香港购物一次，“那里的品牌有挑选余地”。他熟悉地介绍自己的购物经验，上次去香港，买回全套的骑马服装和器具，“这些东西在香港品种多”。
３个月前，他托人买回一匹“奶牛色”的马，花费了６万元，寄放在马场里，每月又要多支出养马费用１２００元。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去骑马。而拥有一匹专属于自己的名马，是最近在萧山企业家中流行开的一件事，理由是自己的马和自己有“亲近感”，不同于马场那些供出租的马。因为都需要寄养在马场，附近的马场生意兴隆。
对于父辈的这些生活习惯，董最红的女儿完全不赞同，１８岁的董桃珍坚决不让爸爸开车送自己去学校，“谢谢你好吧，不要让我同学看见了”。离开学校很远，她就坚决下车，自己走路过去。她穿最简单的校服，除了偶尔会去马场骑马，生活和一般同学完全一样，这些全部出自于她的自我要求。
从小没缺过钱
“富二代”追求简单生活
３０岁刚出头便掌管了家族企业的傅华东也被朋友拉到马场上，可是看着那些马，他却丝毫没有动心。在他看来，“与其借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撑场面，还不如穿最简单的衣服，过最简单的日子”。萧山的“富二代”出乎意料地对品牌和奢侈生活持简单态度，其实他们更有玩的资格。
高德康解释，“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金钱中，从来没缺过钱，所以对那些能代表身份的东西特别不在意”。他是萧山青年商会的会长，也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他看来，第一代白手起家的人热衷借用某些奢侈品来证实自己的身价，“本来我想买个桑塔纳３０００就行了，可是怕别人说我作秀，所以只好买辆奔驰６００”。而“富二代”反而抛弃了这些条条框框，“谁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即使是１０辆宝马也能买得起”。高德康的“富二代”朋友甚至会开宝来，“反正他们无所谓”。
傅华东说他自己不是例外，“从小就有人开车送我上学”。他现在是萧山永翔集团的总经理，父亲当年靠做电缆起家，现在集团任董事长。傅华东说：“当年我就不知道钱有什么用。”
萧山“富二代”的典型特征在傅华东身上展露无遗，“对品牌特别无所谓”。去美国的时候，看见那边衣服便宜，一买就是几十件，用大包背回来，“反正谁都知道我们家多少资产，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傅华东说：“从来没缺过钱，所以不觉得钱重要，倒是现在管理企业了，才发现钱原来也是很要紧的。”他们几个朋友聚会，大家都穿最简单的服装，“外人看来，觉得是一群打工者在聊天”。
“富二代”的唯一奢侈
就是上培训班
在沈国锋的印象中，他们这些“富二代”聚会时，不会有人谈品牌，谈奢侈品，“会觉得谈那些很无聊，你家有多少钱，买得起什么车，在大家心目中很清晰”。而更多的是谈企业管理，或者最近到哪里去上了个什么培训班，在他们心目中，这种收费昂贵的培训班对于上学不多的他们才有重要地位，那是钱也难买回的“奢侈品”——“老师都是多年研究此专业的，尽管他们说的１００句话可能都是虚张声势的，但只要一句话对了，就有很高的价值。”
他上了浙江大学、东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若干个培训班，还觉得不够。傅华东推荐给他自己最近上的ＬＰ培训课程，“教你反思自己的内心”。他一听非常喜悦，开始积极打听这个班的状况。
责任感和精英意识是“富二代”的驱动力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傅华东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想培养他当“接班人”，他从学校毕业后，被父亲安排进了联通公司当机站修理工，“他告诉我，要想管人，先得被管理”。修理工一当就是５年，从普通工人升职到班长，“和同事的唯一区别就是，下班我坐自己家的各种豪华车回家”。
如何掌管上亿资产
是“富二代”压力所在
“富二代”面临着和第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这时候，唯一起作用的就是对交到自己手中的企业的责任心。高德康说，他见过众多的萧山的“富二代”，“生活过得比一般人还紧张，主要是他们急于证实自己的价值”。
沈国锋接班后，才发现表面上风光的企业其实困难重重，由于经营的是纺织等传统企业，利润越来越少，“要保证工厂经营下去，毕竟有几百个人靠着企业吃饭”。中国流传的老话“富不过三代”特别刺激人，而且刺激的是父子双方，“不仅我爸爸交给我不一定放心，我自己也不放心，整天在想自己究竟能不能控制企业，保证家族的财产不会贬值”。
萧山第一代企业家都是苦出身，他们一手创办大的企业，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沈国锋说：“我爸爸把企业当他的大儿子，他的儿子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相比之下，我倒像外人。所以我接班后的最直接想法，就是企业千万不能在我手中出错。”
“富二代”的高起点
让其难安于平常工作
与众不同的精英感成为“富二代”的另一种驱动力。傅丽是另一种类型代表，按照当地传统，父亲将家族企业交给了她的丈夫，丈夫算是上门女婿，“我自己对家族没什么责任要承担的”。可她还是从一家乡镇医院院长的职位上下海，“主要是‘富二代’起点高，我接触到的人都是政府或者银行的精英，受他们的刺激，你很难安于一份平常的工作”。
她当医院院长的时候，当时的萧山市委书记史久武说：“５年后你会成为不平凡的女人。”为了这句话，两人成了忘年交。她下海后从推销家具做起，“我们的家具都是销售给五星级酒店和政府机关的高档货”。别的销售人员不敢敲的门，她都能出入自如，“我的好处是，觉得没什么值得胆怯的事情”。现在她的最新业务是在海宁开发一块８００亩的土地，“也是和政府打交道”。
喜欢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做生意，傅丽觉得是“富二代”的典型特征，“他们起点比一般商人高，这些政府官员从前就是他们父辈的朋友，现在又成为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双方就来往起来了”。沈国锋也说，“富二代”做企业的好处是，很随意就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贷款，“毕竟关系在那里”。
萧山“富二代”
教育子女理念显然不同父辈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回顾自己发家的辛酸史，萧山这批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不例外，他们多是从家庭贫困出发，开始奋发图强。那时候，改变贫困家庭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印象成为最高追求。
４１岁的陈德木是萧山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特别认同这种感受，他说：“人最高的追求就是获得别人的尊重。”
尽管孩子还是初中生，“我带他去韩国，去沙漠，再去欧洲，为他制订了培养计划”。去韩国，是培养儿子的志气，希望他能学习韩国人的奋斗精神；去沙漠，是看那里人怎么在艰苦中创业；而欧洲，则是去卢浮宫看那里的各国珍藏，“告诉他落后就要被别人欺负”。这样的培训计划下，陈德木的儿子迅速成为学校里的出名人物。 但是萧山的“富二代”和“富一代”教育孩子的理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富二代”普遍对他们的孩子采取了松散管理，沈国锋对孩子的唯一要求是他放学后回家，“享受家庭的感觉——毕竟人一生能享受家庭快乐的时间不多”。
而“富二代”陈强的想法是让孩子快乐一些，等他的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继承的将是股份，而不是公司，“我希望他快乐，不要像我们一样，继承太多钱的同时，也继承了太多的负担”。
不去追逐时尚十分注重健康
萧山青年商会成为“富二代”的俱乐部，可是这俱乐部的会所出乎意料地简单，设立在一家连锁咖啡店里，几盒没人尝试的雪茄成为会所的点缀。一开始，商会也想搞些红酒品尝会之类的活动，但马上放弃了，会长高德康说：“好像萧山的‘富二代’特别踏实，对那些时尚杂志鼓吹的东西有免疫力。”
事实上，萧山的环境也使“富二代”不喜欢那些奢华的表面享受，傅华东说：“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企业，因此觉得那些东西特别没意思，是表面文章。”
但商会搞的养生讲座，这些“富二代”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在一次上海专家做的医学讲座上，推广一种１００００多元一位的基因身体检查，便有很多人报名，并且当场抽血，去做高价的基因测试。高德康说，到了一定阶段，确实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本版稿件据《三联生活周刊》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