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来京的小包工头郝舫，在北京摸爬滚打多年，却被多家公司拖欠数十万元的工程款，因此无法给手下农民工结账。今年正月，面临自己承诺的发工资最后期限，郝舫无奈之下，从两个熟人手里骗得３万余元。丰台法院认定郝舫把这笔钱发给了工人，遂轻判他入狱６个月。
出狱后，郝舫继续向石景山的一家劳务公司要６０万元工程款，但仍一无所获。郝舫说，这就是小包工队的生存现实，他们无法与上家签合同，因此要靠自己的各种手段来平衡迟迟不到的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的矛盾。
延伸阅读
工人眼中的善良包工头
在工人滕强眼里，郝舫会为了工人诈骗，除了被拖欠工程款外，还和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
４３岁的滕强是替郝舫带过班的施工组长，跟郝舫一起干工程有４年多。他曾来京为郝舫作过证。
在接到郝舫女儿的电话时，滕强正在河北一个工地准备收工。“丫头说她爸因为骗钱被抓了，我怎么都不信。”滕强说，直到听清楚来龙去脉，联想到正月十五那笔工资，他才意识到“出大事儿了”。
滕强接完电话第二天就和另外一个工友赶到丰台公安分局，他们把郝舫给他们发工资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了民警，并强调郝舫４年里没有拖欠过他们工资。民警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证言。后来，这番话对郝舫得以轻判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滕强“心里始终不是滋味”。
“他这个人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说正月十五结不了账，保证没有工人找他要。”在滕强看来，郝舫完全可以避免这场牢狱之苦，但他同时也清楚，以郝舫平时对工人的照顾，他又不可能那么做。
“他自己租的房子里都没电视，但他给工地的工人们买了个电视。”滕强说，２００５年夏天，郝舫和他念叨工人们晚上下班后除了打牌无所事事，太枯燥，容易想家。于是他拿出５５０元钱买了个２９英寸的二手电视给大家看。
去年还有两个月，他们搞装修很耗体力。郝舫见工人每天在工地只能吃馒头白菜没有营养，就让他去买鸡蛋给工人煮着吃。而郝舫自己其实很节俭，出门两三站地“从来舍不得坐车，光是走”。
对于工人的评价，现在的郝舫听后只是笑笑。“其实我也有私心。很简单的道理，我对工人好，工人就会给我好好干活，我也不是白付出，都是相互的。”
为给民工发工资
挪用工程定金
提起入狱的经历，郝舫不住地叹气。今年８月２０日，丰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郝舫有期徒刑６个月。
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今年３月３日晚，郝舫在丰台区二老庄一出租房内，打着为两个熟人赵钢和卢江介绍施工工程，需交纳工程定金的幌子，骗取他们每人各１６５００元。之后，郝舫将赃款用于发放其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郝舫认为他不是“诈骗”，只是“挪用”，因为他和二人是认识了两年的熟人。案发前，他一直在通过劳务中介帮他们介绍工程，希望自己能从中赚点提成。当时，中介帮郝舫联系了丰台区程庄南里一个装修工程，他为此还支付了２０００元信息费。而他虚构工程款定金并不是事先预谋好的，只是在给工人结账的节骨眼上临时想出来的法子。
郝舫说，去年，他带着老家３８名工人在北京干了５个工程，工人的大部分工资都已在年前结清，但尚欠３万多元。他答应在正月十五给工人送到家里。
案发当日是正月十四，因急着给工人结账，郝舫虚构了工程定金。拿到钱的第二天，他就匆忙赶回河北老家，将这笔钱全部发给了３８名工人。郝舫说，当时钱不够，他还从家里拿了５０００元填了进去。
“我其实也没想骗他们，只是想先回去救急，之后再想法儿还。”郝舫说，回京后，中介告诉他工程没谈下来，他立刻通知了赵钢和卢江，二人马上找他要定金。郝舫如实说了钱的去处，希望对方让他缓几天，但二人还是把他送到了派出所。
１０月１８日，曾被郝舫骗过的卢江在河北廊坊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实在反感郝舫骗他，所以就把他送到了丰台公安分局朱家坟派出所。
３月２７日，郝舫被羁押。卢江说，３个月后，他去了一趟丰台区检察院，希望能保郝舫出来，“气消了之后觉得也没必要让他坐牢”，不过，当时检察官说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保不出来了。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认定郝舫诈骗罪名成立，不过考虑到他诈骗是为了给工人发工资这一具体情节，法院从轻判处他有期徒刑６个月。
被拖欠工程款
其实很无奈
４４岁的郝舫是河北省徐水县人，初中文化程度。２００２年，原本在老家做塑钢生意的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带着３０多个老乡来到北京打工。他们修过马路、打过地基、做过装修。
郝舫之所以没钱给工人发工资，直接原因是他被拖欠着工程款。但出狱后，郝舫不愿意追究他的“上家”，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想办法去平衡迟迟不到的工程款和工人工资之间的矛盾。
郝舫说，很多时候，他都是不能按期拿到工程款，有时甚至就拿不到。这在他所代表的小包工头的世界里并不奇怪。
郝舫回忆，前年，他干完广渠门一个装修工程后，分包工程的老板赖账不给钱。每次要，对方都以各种理由拖，后来干脆关了手机跑了。郝舫没办法，只得把家里的钱先拿来给工人发工资。郝舫说，当时有工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效仿其他包工头爬塔吊或者带工人拉横幅围堵工地，但他没同意。
“那些老板很多背后都有恶势力，工人去闹事被打了怎么办？”郝舫不想去冒那个险。
此外，郝舫坦言，他更怕别人骂他这个包工头没能耐。“我没本事给他们发工资，我就不做这个包工头。”
他还提到去年在草桥干的一个工程，当时和“上家”说好了１００元一平方米，但结账时对方改口说５０元。郝舫不答应，结果对方说“不答应就一分钱也没有”。因为同样没有合同，郝舫只得同意。拿回６万多元钱后，郝舫自己添了一万多元后给工人发了工资。
不过，郝舫说他当时没有因此提防其他“上家”，因为故意赖账的人并不多，而且按照郝舫的逻辑，农民工干的是这个社会里最苦最累的活，稍有点同情心的人都不会忍心拖欠他们那点儿工资。“故意赖账的人就是没良心，没良心我就认为他不是人，下次他的工程给多少钱我都不干。”郝舫说，他会从人性的角度去平衡一些不公，所以不会去闹事讨薪，也不会去催，而是用自己的手段，拆东墙补西墙给工人发工资，家里的钱用完了，他就找朋友和亲戚借。不过这一次，他的方法不对，触犯了法律。
自身规模小
不敢要求对方签合同
９月２７日出狱后，郝舫回了趟老家，国庆节一过他就来到北京，“有６０万元工程款还没要回来。”郝舫说，不过他拒绝透露欠款方的信息。“都是熟人，不好说出去。”郝舫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到北京承包工程，极不规范的招工方式决定了他的工程队没有形成规模，接触不到大的建设方和施工企业，只能靠关系找熟人拿一些层层分包下来的小工程，多数时候没有合同，这也是圈内人默认的潜规则。
郝舫说，为了能有活干，他们经常要讨好上一级分包方，“请吃饭或者送礼”。在这个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他们作为最底层的小包工头基本上是不敢开口要求和对方签合同的。郝舫见过其他小包工头要求签合同时被拒绝的场景，“直接就问你还想不想干了？”
因为在北京呆的年头多，认识一些朋友，郝舫说他要不回工程款的时候并不多。但他承认，这也是逐渐积累的结果。“就是多认识人，熟人多了，工程款就没问题，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这种民间的包工方式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没有法律保障。”给郝舫做辩护的律师高荣彦说，在底层的工程建筑领域，很多现实的因素导致签合同这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很难实现，这已不是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
高荣彦代理过很多包工头或者农民工讨薪的案子，“胜诉的不多”，高荣彦直言，“大多都没有合同或字据，最多有张欠条，立案都成问题。”
高荣彦回忆她第一次去看守所会见郝舫时，郝舫急切地请求她去帮忙要工程款，“他说人家欠他钱，姓名、电话、地址都有，但就是没合同。”高荣彦还提到，郝舫对她说，他曾在几年前借给一个朋友２０多万元钱救急，但同样没有字据。不过，高荣彦还是让郝舫的家人试着去要了，结果只是徒劳。事后，郝舫说，“他家确实困难，我出这么大事，要是他有钱，能不还吗？”
不过，从看守所出来后，郝舫还是有了一些转变。他说他打算找欠他钱的朋友补张欠条，“这样心里踏实。”此外，郝舫说，以前他经常背着家人把家里的钱拿去给工人开工资，这次出事后，家里人跟着他受了很多苦，他心里过意不去，“以后至少要把家人的钱留好再去管别人。”郝舫说，以后再干工程，他会尽可能通过劳务公司和“上家”签合同，这样，即便被欠薪，他最后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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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包工头”１１月全部“下岗”
杭州市政府出台新办法规范建设工程劳务市场，让“包工头”退出建筑市场，使农民工工资得到优先支付。杭州市政府日前颁发的第２２４号市长令，公布了《杭州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从今年１１月１日起实施。
已实施的《管理办法》对“包工头”作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禁止施工总承包企业将劳务作业发包给无资质的企业或个人，禁止建设单位直接指定劳务作业承包人，禁止个人承接劳务分包工程业务。对于违法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包工头”的行为，将对其处以工程合同价款０．５％以上１％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吊销资质证书。而对于接受违法分包的“包工头”，将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管理办法》同时规定，今后建设工程劳务作业发包应进入建筑业劳务交易中心公开发布信息，并进行公开交易，以增加劳务交易的透明度。
《管理办法》还要求对建筑业农民工进行“实名制”管理。劳务作业承包人应当在办理劳务分包合同备案手续的同时，将参与施工作业的劳动者名册、职业资格证书、社会保险缴纳凭证等相关资料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进行备案的，将处以最高５０００元的罚款。
《管理办法》对农民工工资的优先保证作了规定：因建设单位未与劳务作业发包人结清工程款，或者因劳务作业发包人未与劳务作业承包人结清劳务工程款，致使劳务作业承包人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建设单位、劳务作业发包人应当先行垫付劳动者工资。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