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７年中央党校复校以来，地厅以上干部几乎都要到此学习，学制从两三个月到一年不等。在干部序列中，地厅以上官员属于中高级干部。
２００５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来到这里发表演讲，称这里的学员为“中国未来的领袖”。
“中国未来的领袖”之校
中央党校这所“中国未来的领袖”之校，历来由最高层领导执掌。毛泽东、华国锋就曾兼任过中央党校校长。此后，中央党校校长多由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如乔石、胡锦涛和现任校长曾庆红。“这里的学员最高就是省部级，校长肯定得由中央领导人当。”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记者。
教育、培养干部历来为党中央高度重视。每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的官员大名单，都由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组织部共同敲定。中央党校下设进修部和培训部，前者负责省部级、地厅级干部的定期轮训；后者负责中青后备干部班、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班和理论宣传干部班。
优秀的年轻干部、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和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被中央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大多数人能在这里顺利完成学业。结业时最重要的鉴定方式就是小组评议，这也是党内考核干部的特有方式。学期完毕时，学员们以十几人为小组，每个人先就自己在党校的表现作总结，陈述收获与不足，其他组员进行评议，结论附入学员个人档案。
学习重点很特别
复校３０年来，已有５万多名中高级官员从中央党校结业。
中国共产党素来强调理论指导、理论学习。２０００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后，中央文件重申党校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央党校组织教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编成三本书 （简称 “三基本”），参编人员都是资深的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郑必坚等就在其中。
与“三基本”齐名的是“五当代”，涉及当代世界经济、法制、军事、科技和主要思潮。五本教材中，军事和科技的编写者分别是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和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当代世界法制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编。
胡锦涛是中央党校８３级学员，从１９９２年起，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将近１０年。“三基本”、“五当代”是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组织编写的。他还为这套书写了序言。２００１年起，中央决定将此列为全党干部的基本读物。
在党史党建资料的收藏方面，中央党校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些国家图书馆没有的资料都能在中央党校图书馆看到。”２００１级中青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说。
理论地位很特别
每次大的政策变动前，中央党校总是思潮涌动、先声夺人。在这里，高层可以听到不同意见的表达，也便于他们及时统一思想。
自毛泽东时代始，中央党校就成为理论学习重镇。上世纪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时，各个解放区的干部都被叫到延安，在当时的中央党校集中学习。毛泽东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就是在此期间向全体学员发表的。“文革”后中央党校复校不久，党中央开始确立地厅以上干部定期轮训的制度，２００６年，中组部再发干部培训文件，将中高级官员集中学习以条例制度化。
党代会召开前或某项重大政策实施前，中央高层领导人在此发表讲话。
“没有哪个地方比中央党校更合适的了。”这位教授说。
每年春节后“两会”前，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也会按惯例会集此地，举行专题研讨。据某次研讨简报组一位成员称，“省委书记们把各自的问题都带来了，有的意见很尖锐。”
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来说，会聚党校也是彼此互通有无的良机。据一位学员介绍，中央党校的学员对“同级学员”有着不同一般的身份认同。“虽不常见面，但到了某个地方，大家还是很热情地招待对方。”这位学员说，“毕竟在那里共同度过了一段集体生活的时光。”
本版稿件据《南方周末》
县委书记讨论 有时像在吵架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靳薇教授说，官员们来到党校，很少打官腔说套话，往往有啥说啥。一次课上，她做了个测试：一份治艾滋病的药，该给五个艾滋病患者中的哪一位：性工作者、家庭主妇、同性恋律师、卡车司机、吸毒青年。
一位湖南公安系统的学员说，谁都不应该给，因为这些人都罪有应得。说到同性恋律师，这位学员更是义愤填膺：“律师还搞同性恋，知法犯法，更不该得到药。”
对于学员们的直言，谢志强教授也有同感。他说，很多市县一级的官员来到中央党校，环境变了，没有上级压着，讨论起来比较自由。“县委书记的讨论有时像在吵架。因为他们敢说，掌握的具体情况多。”很多县委书记跟谢志强说：“有些问题我在这里就是放开说了，回去之后就没什么说的了，就是怎么做。”
直接、开放、敢言是中央党校的传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真理标准讨论”从这里发源，随后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民族。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定了“四不”原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研究无禁区”，允许思想观点充分表达为历任校长所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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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逐渐打开
１９８５年，靳薇刚到中央党校任教，这块地方在“地图上找不到，查号台问不着。”那时中央党校还是个标准的保密单位，有严格的保密要求。
今天，中央党校的门已经逐渐敞开。在这里受训的官员们，有机会接触“欧风美雨”的熏陶。
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央党校和国外很多研究机构、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学员出国考察也是中央党校课程中的重要内容。２００１级中青班学员、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就在学期后半程去了趟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接见了他们，在那次考察中，他们还参观了新加坡的议会，采访了每周一次的议员接待日活动。
胡锦涛担任校长期间，开始有外国学者到中央党校讲学。
２００５年６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来到中央党校，就艾滋病预防发表演讲。
彼得皮奥特到访中国之前，就通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办事处的有关人员和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联系，说他想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靳薇通过向上级层层汇报，最后得到校方的支持。
当然，即使是现在，对很多中外政要、学者来说，想叩开中央党校的大门、登台演讲，仍非易事。
这所特别的学校，不仅在外国人眼里有特殊的能量，对于中央部委官员来说，来中央党校做一次讲座，可能比开几次全国电话会议更有利于落实某项工作。
这里，每周五上午都会照例举行全校性大讲座，国家部委领导、国家领导人来到大礼堂，除了介绍国内外形势以外，他们也是来求得各级官员的理解和支持的。
企业家也期望来此吸收能量。十六大以来，中央党校对外培训中心向民营企业家开放，一度引发各方热评。一位民营企业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同是镀金，“去北大清华读ＭＢＡ和到中央党校上过课，那大不一样。”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