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随州升格为地级市，并本着精简的原则进行机构设置，单位不设人事科和财务科，文印员、收发员，由机关干部兼任。当地官场流传，随州市“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政府机构变苗条了，但也经历了诸多烦恼和困惑。
夏明元是湖北省随州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今年５５岁的他已经和编制工作打了２２年的交道。一个月前，夏明元和同事一道观看了胡锦涛总书记向“十七大”作报告的电视直播，在报告中，有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振奋，很振奋！”夏明元的“振奋”事出有因：早在七年前，随州市就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改革，而他本人就是这次改革重要的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事后，夏明元感慨，“我们终于和中央接轨了”。
干部兼任收发员
四个局并成一家
在湖北１３个地级市中，随州的经济总量排名总是居后。然而，就是这个经济上“并不起眼”的地级市却主导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部制”改革。
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５日，国务院批准设立随州市，由原来的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一份名为《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出台，在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后，于当年１１月初实施。
夏明元告诉记者，当时随州市并没有明确提出“大部制”概念，改革的出发点也没有那么高的立意，那么深远的考虑，就是为了精简机构，减少行政人员，降低行政成本。
按照这个方案，所有单位一律不设人事科和财务科；全市成立一个财会核算中心，各单位只设兼职的报账员；同时合并岗位设置，过去行政机关配有专职的文印员、通讯员和收发员，改革后绝大多数单位的这类工作由机关干部兼任。
当然，变动远不止这些，在这场改革中，动作最大且最为敏感的当数对职能相近部门的合并。
夏明元举例说，把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成一家，四个牌子一套班子，共１２个人，而在其他地市这些机构至少要三四十人。同时把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成一家，统称“文体局”；把文联、社科联、作协合并到宣传部中；把市委组织部和机关工委合并等等。
与周边地市相比，改革后，随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减少的机构都在两个以上，而直属事业单位减少的则更多。据了解，全市行政人员也比原随州市减少了将近２５０人。
夏明元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每人每年工资２．５万元算，仅此一项就节省开支将近７００万元，如果加上办公或行政成本，这个数字要高得多。
最“苗条”政府
局长当科长用
机构少了，人员少了，行政成本降了，但在一段看似平静的运行之后，问题开始出现了。
有公务员开始在私下议论，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晋升的机会反而少了，这些抱怨开始在公务员内部流传。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部分单位人手告急，有人把这些现象形象地比作过度“减肥”造成的肠胃不适。
人手的短缺，夏明元是深有体会的。目前，随州市编制办共５个人，夏明元能调动的人手也就３个科长和１个司机。由于各个科均没有科员，科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仅有的一名司机还兼职做起了打字员、卫生员。
在当地官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就是随州市“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把女人当男人用”。
夏明元感慨，其他地市编制办人员数量往往都是随州的三倍以上，如此“苗条”的编制办在全国恐怕都不多见。
瘦身机构不对口
引来不少麻烦
随州改革７年来一直伴随着“合”与“分”的争论。
在改革的第５个年头，这种争论转化为现实。科技协会（简称“科协”）和科技局重新独立设置，随州“大部制”改革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反弹”。
之后，科协与科技局重新单独设置，还有市残联等多个机构“独立”出来，重新分设。
夏明元告诉记者，合并一些机构，市里确实遇到了一些来自上面的压力，这也给随州市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比如说，省里一些会议，该通知我们的没有通知；一些项目和资金，该争取的没有争取到。
对四个局合并成一个局，有的领导认为这是对工作不重视的表现。夏明元坦陈，改革确实得罪了一些单位和机构，私下里他也了解到，省里有单位向分管领导建议，要求随州恢复对口设置。“但是从随州长远发展来看，这也是值得的。”
为了应对这些压力，随州市也采取了一些被夏明元称为“机动、灵活”的办法，例如向省里多请示、多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偷换概念”，改合并为合署办公等等。
随州市“大部制”改革步履艰难地走了７年，但今天它似乎正面临着“孤岛”困境。
在采访中，众多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横向来看，随州市有别于其他地市的机构设置，显得有些“另类”；纵向来看，它又面临着“上下不对口”的尴尬。
据《经济观察报》
观察
随州改革能否全面推广
随州市“大部制”改革究竟能否全面推广呢？
随州市多位官员对此表示谨慎乐观。
他们基本上都认为，随州“大部制”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些往往是现在很多地方不具备的，例如重新建市，新市没有太大的人员分流压力，改革触动的利益较少。其次，当时正值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按照规定，各县市必须精简行政编制２０％以上，这样的大环境对今天的很多地市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一直关注“大部制”改革的随州市人事局副局长闵传宣认为，“大部制”改革关键在于要“自上而下”，而不能“自下而上”，否则只会是“下改上不改，改了也白改”。闵传宣同时认为，全面推行“大部制”改革要有强有力的强制手段，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跳出部门利益和各种阻碍。
即使改革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夏明元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认为随州的改革不会到此为止，改革的空间仍然很大。例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中都有农业科室或部门，能不能进一步整合，建立一个“大农业”部门呢？
据《经济观察报》
随州政府瘦身成功有特殊原因
“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市，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时随州就像一张白纸，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随州市委副秘书长刘斌如是评价这次改革。
刘斌认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也是这次改革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湖北省主要领导曾多次公开强调，任何单位不得干预随州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工作，只要有干预的，随州市可以直接向省委举报。
重庆政府瘦身构建低成本政府
重庆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管辖区县最多的直辖市，但该市的行政成本在全国省区市中最低。目前，重庆的在职财政供养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仅为一比五十五，而中国平均水平为一比四十，重庆每年可少支出人头经费约１００亿元人民币。
重庆把机构、人员的削减作为政府瘦身的重点。重庆从改变政府的全能角色入手，推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将辅助性、服务性职能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目前，重庆的行业组织基本上都已与政府脱钩。
政府“瘦身”，并不代表行政效能的降低，相反，重庆用“低成本”打造的是高效政府。重庆先后出台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提高政府效能的措施。
（本报综合）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