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部长陈竺是中、美、法三国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资料片）
据统计，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占９２．２％，有高级职称的占３３．２％。另据统计，在２００６年省级党委换届后，百余名省级党委领导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６０％左右，有些还曾经拥有学者身份。随着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专家型干部相继进入党的高层领导机构，学者型官员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学者型官员的几种类型
人们所说的学者型官员现象，主要指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先在学术领域取得成就，而后成为官员。在各级政府中，主管科技工作的和一些专业化很强的政府职能部门是学者型官员分布的主要领域，比如教育、科技、卫生、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
学者型官员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是基础医学专家陈竺。陈竺１９９８年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短短六七年间牵头承担了一批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当选为中、美、法三个国家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今年６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卫生部部长。
殊途同归，有的知识分子虽先从政，但经过自身刻苦学习，而后成为某一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有的被高校科研单位聘请为兼职教授或研究员，成为专业协会的成员。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往往是产生这类“学者型”官员的主要领域。如中国证监会的掌门人尚福林，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现已是金融学博士、著名的金融专家、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学者型官员的出现是个好现象
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经过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争而建国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官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的换代。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第一代领导人是开国元勋、革命家和军事家。第二代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中国目前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
选拔学者型官员有利于推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
（作者殷庆言，系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学者、官员身份互换好处多
社会上经常对官员进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批评，对学者做官批评更多。大多数人似乎习惯接受当官的当官，做学问的做学问。我的体会是人才跨界流动好处多。
人才需要跨界流动，增强互动，这样会达到多赢的效果。有些人做了多年的官，再去做学问，会给学界带来新东西，研究出来的学问也对官场更有帮助；做了多年研究的学者，再去做官，会带给官场一些新东西，也可为做学问的老同道提供研究的便利。
当官的只能做官、做学问的只能做学问、做农民的只能做农民，这样是出不了好官、好学问家、好农民的。社会要对人才的跨界流动包容和支持，尽管有人动机不纯或不是那块料，但不能因噎废食。政府不仅要为人才的跨界流动提供政策支持，还要在深化开放——社会开放、政治开放、学术开放、文化开放等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李昌平，因上书总理反映“三农问题”而一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后弃官从学，现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学者型官员不只是耀眼标签
学者型官员具有理论水平高、责任意识强、在公众中的形象普遍较好等优点，使得公众对他们的心理期待远远高于一般官员。但是期望值越高，一旦事与愿违，失望也就越大，挫伤感也就越强。
优秀的学者并不一定能成为高素质的官员，说到底，高学问只证明一个人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或科研能力，却不能证明其因此就有较高的领导能力。真正的学者型官员是那些学术素养和领导素质兼备且相得益彰者。
学者也并不都是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因为德行的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诸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所谓“学者型”官员腐败丑行的曝光，为笼罩在“学者”、“专家”光环下的官员敲响了警钟，也使学者型官员的道德楷模形象大打折扣。
作为学者型官员，必须努力在提高领导能力、提升领导水平等方面下工夫，否则，其优势不仅难以发挥，还可能转化为劣势。许多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台阶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虽然不见得有高深的理论，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很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敢想敢做有魄力，深谙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情况，对问题的处理往往更灵活、更符合实际，这些优势是许多学者型官员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对学者型官员来说，既要把握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使“学者型官员”不只成为一个耀眼的标签或锦上添花的雅称，而是成为领导干部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作者朱岚，系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
本组稿件据《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