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的脸、花白的短发、胡子拉碴，黑色棉衣下套着一件军绿色中山装，视力很弱的张中兴说起话来嗓门很大。
１月２３日，在淄博市周村区长行社区（原长行村）一个小厂的后院内，记者专访了这个２５年前股份合作制的先行者。
周村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既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摘自温铁军《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我比总书记大两岁”
（张中兴１９６４年任长行大队第八生产队小队长，除了种地外，他喜欢搞点“小动作”——发展副业，结果还搞出了一点小名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个人情况？请问您是什么学历？
张中兴（以下简称张）：我就出生在周村长行大街，上了６年小学。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念了两年初中，后来村里修水库就不上学了。
记：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张：你猜猜（他顿了一下）。我都６８岁了，比胡（锦涛）总书记大两岁。
记：听说您是１９７５年任长行大队大队长的，任大队长之前您任什么职务？您当时又是怎么当上大队长的？
张：我１９６４年被选上了第八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我们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那时还不让办工厂，但是可以办“私坊”，比如豆腐坊啊什么的。我闲不住，就开始搞一些“副业”，当时比较好的就是喷漆、描图，加工收音机外面的木壳子。
到１９６９年的时候，我们第八生产队是长行大队最富的小队，收入能比其他生产队高３倍。１９７４年，周村公社的书记看我喜欢搞副业，就让我任长行大队的工办主任。１９７５年又当上了大队的大队长。
“工人挣的和县长差不多”
（１９７４年，张中兴任长行大队工办主任时，该大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１９８２年，股份合作制改革前，长行大队固定资产达到了３００万元。）
记：１９７４年您当工办主任的时候，村里有没有企业？
张：（还没等记者说完）有个鸟工业啊，就有一台３５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别的啥都没有。
记：那请您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把村里的企业发展壮大的？
张：第一个厂就是农机修理厂，当时就只有几台破旧的机床，主要生产拖拉机的拖斗，这在当时就算是“重工业”了。后来又把描图扩大办厂，还有什么面粉厂、建筑公司、日用化工厂。１９７６年，你猜猜我们村的总产值比１９７５年多多少？
记：（摇头）
张：工农业总产值加在一块一共翻了１５倍。１９７５年的时候一共是３０万元，你算算就知道１９７６年有多少了。
记：那时候工厂的社员干活积极性高不高？生活水平怎么样？
张：开始按“工分制”的时候不行，那时候在地里干农活和在工厂里干活工分都是一样的。１９８０年，开始实行“计时”、“计件”，大家的积极性都高了，有的工人一天能挣３元钱，那时候县长一个月也就拿个八九十元钱吧。
谈及“退休”泪水夺眶而出
（１９８７年，村民三次推选他当村主任，他也想继续发光发热，镇里却以“眼睛不好”为由劝他放弃。）
记：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张：（表情突然凝固，眼泪夺眶而出）……
张中兴的老伴：（一边拿毛巾一边劝张中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时候村民连选了３次，结果都是他票多。最后镇里说选了也不算数，仍然还有人投他的票。镇里的领导当时说：“老张给我们村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忘不了他，但是他眼睛不好，该让他休息休息了。”他眼睛虽然有毛病，但是那时候照样可以开拖拉机、骑自行车。到１９９０年，老张５０岁，镇里说他年纪大了，又动员他让出了村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张：我有遗憾啊，没有把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试验到底，也没来得及对农业生产进行改革，按我的设想，把全村的粮田和粮食加工企业结合起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记：您在任的时候，当年你们企业的发展形势那么好，工人、厂长和你们村干部每年工资能拿多少钱？
张：当时工人的工资一年一般能拿一千七八；各厂效益不同工资不同，如果完成了各项任务指标，厂长拿工人平均工资的３—４倍，一年约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元；村干部一年拿个三四千。
那时候我干了一个事，为了响应“取消干部终身制”，规定不满５年的村干部下台后没有任何报酬，满５年的，给１万元钱。对于工人，“退休后”按照工龄，标准是每年给３００元钱。所以等我“退休”的时候，就发了１万元，和我一批退的都是这么多。
“农民拿地入股是好办法”
（在见到记者之初，张中兴首先提出来：“以前的事情我们先不说，我们能不能先讨论一个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占用农民土地办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农民拿土地入股？”）
记：现在，您再回过头来看看以前的改革，你有什么感想？
张：我并不反对体制改革，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什么都革去。我觉得在我们村里实行的股份制还是挺成功的，既然成功就应该完善和发展，但是，你看看现在，厂子都成个人的了，贫富差距拉大了，村民也有怨言了。
记：您对现在村里的企业被私人承包不赞同吗？
张：不赞同。当时退股的时候，没有征求村民的同意，最后把股份手册收上去都烧掉了，退的股份也都是原始股，每户就两三千元钱。增值的那部分哪去了？你知道华西村吧？１９８７年的时候我去参观过，当时我们村的产值比他们少不了多少。
记：那您对农村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张：前段时间，我听广播，好像是在四川和重庆那边，在村里办企业，农民可以拿土地入股。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如果把土地卖了，那子孙后代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因为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现在我打算把我的这个想法写写，向区政府提提建议。
１月２３日，在淄博市周村区长行社区（原长行村）一个小厂的后院内，记者专访了这个２５年前股份合作制的先行者。
周村改革是“先有长行村，后有王村镇”。周村人的创造有全国意义，解决了中国式的既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同时又兼顾个人财产权利的难题，这是西方人做不到的。
——摘自温铁军《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的基本问题》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
“我比总书记大两岁”
（张中兴１９６４年任长行大队第八生产队小队长，除了种地外，他喜欢搞点“小动作”——发展副业，结果还搞出了一点小名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您的个人情况？请问您是什么学历？
张中兴（以下简称张）：我就出生在周村长行大街，上了６年小学。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念了两年初中，后来村里修水库就不上学了。
记：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张：你猜猜（他顿了一下）。我都６８岁了，比胡（锦涛）总书记大两岁。
记：听说您是１９７５年任长行大队大队长的，任大队长之前您任什么职务？您当时又是怎么当上大队长的？
张：我１９６４年被选上了第八生产队的小队长，那时候，我们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那时还不让办工厂，但是可以办“私坊”，比如豆腐坊啊什么的。我闲不住，就开始搞一些“副业”，当时比较好的就是喷漆、描图，加工收音机外面的木壳子。
到１９６９年的时候，我们第八生产队是长行大队最富的小队，收入能比其他生产队高３倍。１９７４年，周村公社的书记看我喜欢搞副业，就让我任长行大队的工办主任。１９７５年又当上了大队的大队长。
“工人挣的和县长差不多”
（１９７４年，张中兴任长行大队工办主任时，该大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１９８２年，股份合作制改革前，长行大队固定资产达到了３００万元。）
记：１９７４年您当工办主任的时候，村里有没有企业？
张：（还没等记者说完）有个鸟工业啊，就有一台３５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别的啥都没有。
记：那请您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把村里的企业发展壮大的？
张：第一个厂就是农机修理厂，当时就只有几台破旧的机床，主要生产拖拉机的拖斗，这在当时就算是“重工业”了。后来又把描图扩大办厂，还有什么面粉厂、建筑公司、日用化工厂。１９７６年，你猜猜我们村的总产值比１９７５年多多少？
记：（摇头）
张：工农业总产值加在一块一共翻了１５倍。１９７５年的时候一共是３０万元，你算算就知道１９７６年有多少了。
记：那时候工厂的社员干活积极性高不高？生活水平怎么样？
张：开始按“工分制”的时候不行，那时候在地里干农活和在工厂里干活工分都是一样的。１９８０年，开始实行“计时”、“计件”，大家的积极性都高了，有的工人一天能挣３元钱，那时候县长一个月也就拿个八九十元钱吧。
谈及“退休”泪水夺眶而出
（１９８７年，村民三次推选他当村主任，他也想继续发光发热，镇里却以“眼睛不好”为由劝他放弃。）
记：您是什么时候退休的？
张：（表情突然凝固，眼泪夺眶而出）……
张中兴的老伴：（一边拿毛巾一边劝张中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那时候村民连选了３次，结果都是他票多。最后镇里说选了也不算数，仍然还有人投他的票。镇里的领导当时说：“老张给我们村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忘不了他，但是他眼睛不好，该让他休息休息了。”他眼睛虽然有毛病，但是那时候照样可以开拖拉机、骑自行车。到１９９０年，老张５０岁，镇里说他年纪大了，又动员他让出了村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
张：我有遗憾啊，没有把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试验到底，也没来得及对农业生产进行改革，按我的设想，把全村的粮田和粮食加工企业结合起来，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
记：您在任的时候，当年你们企业的发展形势那么好，工人、厂长和你们村干部每年工资能拿多少钱？
张：当时工人的工资一年一般能拿一千七八；各厂效益不同工资不同，如果完成了各项任务指标，厂长拿工人平均工资的３—４倍，一年约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元；村干部一年拿个三四千。
那时候我干了一个事，为了响应“取消干部终身制”，规定不满５年的村干部下台后没有任何报酬，满５年的，给１万元钱。对于工人，“退休后”按照工龄，标准是每年给３００元钱。所以等我“退休”的时候，就发了１万元，和我一批退的都是这么多。
“农民拿地入股是好办法”
（在见到记者之初，张中兴首先提出来：“以前的事情我们先不说，我们能不能先讨论一个问题？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占用农民土地办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农民拿土地入股？”）
记：现在，您再回过头来看看以前的改革，你有什么感想？
张：我并不反对体制改革，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什么都革去。我觉得在我们村里实行的股份制还是挺成功的，既然成功就应该完善和发展，但是，你看看现在，厂子都成个人的了，贫富差距拉大了，村民也有怨言了。
记：您对现在村里的企业被私人承包不赞同吗？
张：不赞同。当时退股的时候，没有征求村民的同意，最后把股份手册收上去都烧掉了，退的股份也都是原始股，每户就两三千元钱。增值的那部分哪去了？你知道华西村吧？１９８７年的时候我去参观过，当时我们村的产值比他们少不了多少。
记：那您对农村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张：前段时间，我听广播，好像是在四川和重庆那边，在村里办企业，农民可以拿土地入股。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如果把土地卖了，那子孙后代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因为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现在我打算把我的这个想法写写，向区政府提提建议。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