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在今年上海的两会上正式提案，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１０００元以抵消ＣＰＩ高速增长的影响。这在全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政府出钱发“红包”
２月１５日下午３点半，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向国会宣读政府新财政年度预算声明时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农历新年）红包。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６４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３２０亿元），创下１９９４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１８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９０亿元）还富于民，其中８．６５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４３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４月和１０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２１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人口约为４５０万，１８亿新元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４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００元）。对新加坡的穷人家庭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尚达曼还说，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１００新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２００８年介于７岁至２０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６００新元到最低１５０新元不等的津贴。
惠及每一个公民
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
２００１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静，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新新加坡股票计划”，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其中，２００６年发放的“红包”最大，政府拨出２６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１３０亿元）以现金形式发给国民。
目前，新加坡约有３０万工人月收入不足１２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６０００元），属于低薪阶层。因此，新加坡政府把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作为“分红”的核心原则，在惠及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基础上，向老年人、低薪工人和困难家庭倾斜。
“分红”风暴到港台
新加坡政府与人民分享国家进步的果实，这在华人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地区的部分民众更是羡慕不已，质疑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指出：“新加坡有能力‘分红’给民众，是因为新加坡官员清廉高效，举世无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在面对新加坡政府‘分红’给老百姓的消息时，竟然称‘那是人家地方小，所以才会有分红给老百姓的做法’。这究竟是什么歪理？”
此外，新加坡的“分红”风暴也吹到了香港。据香港媒体报道，在香港２月２７日通过的“财政预算案”中，香港市政府也仿效新加坡的做法，计划把４００亿港元（约合人民币３７０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尤其要向老人倾斜，希望他们也能分享到香港经济增长的成果。
新民众仍有怨言
尽管外界反应热烈，但新加坡国内民众的反应则相对平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新加坡媒体指出，一到讨论财政预算的时候，许多民众就只关注自己能获得多大的“红包”。有的民众甚至还抱怨，政府去年财政盈余多达６４亿新元，却“小气”到只拨出１８亿新元与民分享。
对此，有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指出，人们在领取“红包”时，应该明白这是政府制定谨慎有效的政策才换来的盈余，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为“政府勤奋，人人才有份；有的多有的少，看你年轻还是老”。
（据青年参考）
发展成果应让全民分享
邢普谈“１０００元红包”提案
邢普提出这个提案后，许多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人指斥其蓄意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空发无稽之谈，还有大约近两万名网民已在遐思，如果有了１０００元，我该怎么花。正逢一月ＣＰＩ指数再攀高峰，很多人的答案是，买猪肉。而邢普本人则坦言无意造成当下局面，想法很纯粹，动机很简单。
“我不能占着坑不做事”
我的初衷不是投给报社或者网站，所以对公众的反应本身没有任何期待，这是交给政协的一个提案，是尽作为政协委员的一点义务，我不能占着坑不做事。
我是想写给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看的。我无意引发全民争论。网上说我像改革的失意者一样要到北京递状子，没有的事情。
我也没有再通过什么途径送到全国“两会”。和那些反映马路怎么样，菜市场怎么样，都是一提案，我也无暇去深入，对现实中能操作与否，我不好估计，也估计不到，这超出政协委员的能力范畴了。我不是专职做这个的，我提了就到位了，我没跟其他政协委员商量过，我一个人提了。
“不能用荒诞来形容”
我想强调的是，不能用荒诞来形容，怎么荒诞呢，一点都不荒诞。我已经是第二届的政协委员了，熟悉提案的流程和要求，不是初入政协，胡说八道……
我很浅陋，我八九年不碰经济学知识了，但如果你研究经济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我现在倒是有胆量说，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认为我胡说。你可以说，经过实证研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弊大于利，但绝不能说是在胡扯。
国家现在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息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和１０００元一样，都是个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而已，性质一样。它是严肃的有可操作性，有作用的方案。只是对中国比较陌生而已。
大众认为荒诞，要么没学过经济，要么没看过我提案的全部，光盯着那发红包的一句话。
“没有政府部门与我联系”
另外，民众的反应和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的传统有关，以前没这么做过，但这并不意味这举措不可行。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这个提案就注定不可能实现。
这一周，还没有政府部门或专业部门与我联系，表达作为政策的研究意向，有可能一场讨论后就此打住，这也很正常，很多政协提案的结局也是这样。
我递上去之后，上海政协答复说不属于上海的问题，我后来去交涉过，但对方仍坚持就罢了。我的本意就是希望政协能够将这么一种声音反馈到有关部门，希望政府立项，拨出经费，作为一个课题开展一些实证研究，以最终确认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他们也说荒诞，我反对，他们不可能认为这个荒诞。
“１０００元我没测算过”
１０００元这个数字我也没测算过，我只是凭经验给出一个参照，我总不能写每人发Ｎ元。政协鼓励委员多提建议，哪怕不成熟的提议，这么来说，我这个提案也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如果我有精确的测算，我会直接写建议发１０００元，如果我实证了，我写成经济学论文了，我就不提案了我就交给专业杂志了。
任何提案都有批判意识，问题意识。什么都好的话，那就只要继续宣传就好了，还提什么建议。
网上还说发钱可以增加人民凝聚力，我觉得是有可能，当然你说花１３０００亿元值不值得，那是决策部门的事情。
（据《南方周末》）
分红目的
社会分红
扩大消费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可能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早在１９３６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的构想。他写道：“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１９３８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他山之石
美国
美国阿拉斯加州利用石油矿产资源收入建立一个永久基金（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ｕｎｄ），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５０％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６个月的居民。１９８２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４０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１０００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１９８２年起至２００５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２４年给每个公民发放永久基金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２０００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１９６３．８６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２８４亿美元。
英国
英国政府已经于２００４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贫穷儿童出生后，政府会送他一个５００镑的户口（相等于７０００多港元），其间政府及亲友会注资，待孩子到１８岁后才可动用，作进修或应急之用。
另外，委内瑞拉、巴西、南非、以色列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
专家设想
最早在中国公开提出系统的社会分红方案的学者是崔之元。早在２００６年他就提出建议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１６６家中央国企利润的５０％作为本金组建，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５０％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２００８年春季学期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讲座教授。１９９５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和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
七成多受访者支持邢普提案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
七成半受访者认为邢普的提案合理。京沪穗三地的调查显示，７５．２％的受访者认为邢普的提案具有合理性。关于合理性的原因，三地受访者中３９．６％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显著提高。３５．６％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长太快，返利于民合理。三地受访者中，２４．８％的人群认为该提案不合理。
政府出钱发“红包”
２月１５日下午３点半，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向国会宣读政府新财政年度预算声明时宣布，全体新加坡人将获得政府送的（农历新年）红包。去年新加坡财政盈余达６４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３２０亿元），创下１９９４年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定从中拨出１８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９０亿元）还富于民，其中８．６５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４３亿元）将分两次在今年４月和１０月，作为分红发给年满２１岁的国人，而穷人与老人受惠更多。
新加坡人口约为４５０万，１８亿新元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４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２０００元）。对新加坡的穷人家庭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尚达曼还说，为奖励公职人员的贡献，额外发给现职或曾为国家服务的人员每人１００新元。另外，为强化教育投资，针对所有２００８年介于７岁至２０岁的孩子，也按与家庭资产成反比的原则，给予每人最高６００新元到最低１５０新元不等的津贴。
惠及每一个公民
新加坡政府向国民发“红包”的做法，其正式称呼是“政府盈余全民分享计划”，就是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以新加坡全体国民为发放对象。
２００１年，亚洲金融风暴刚刚平静，新加坡仍处于经济衰退中。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出了“新新加坡股票计划”，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从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就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
其中，２００６年发放的“红包”最大，政府拨出２６亿新元（约合人民币１３０亿元）以现金形式发给国民。
目前，新加坡约有３０万工人月收入不足１２００新元（约合人民币６０００元），属于低薪阶层。因此，新加坡政府把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作为“分红”的核心原则，在惠及每一个新加坡公民的基础上，向老年人、低薪工人和困难家庭倾斜。
“分红”风暴到港台
新加坡政府与人民分享国家进步的果实，这在华人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台湾地区的部分民众更是羡慕不已，质疑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指出：“新加坡有能力‘分红’给民众，是因为新加坡官员清廉高效，举世无双。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在面对新加坡政府‘分红’给老百姓的消息时，竟然称‘那是人家地方小，所以才会有分红给老百姓的做法’。这究竟是什么歪理？”
此外，新加坡的“分红”风暴也吹到了香港。据香港媒体报道，在香港２月２７日通过的“财政预算案”中，香港市政府也仿效新加坡的做法，计划把４００亿港元（约合人民币３７０亿元）以多种形式回馈市民，尤其要向老人倾斜，希望他们也能分享到香港经济增长的成果。
新民众仍有怨言
尽管外界反应热烈，但新加坡国内民众的反应则相对平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新加坡媒体指出，一到讨论财政预算的时候，许多民众就只关注自己能获得多大的“红包”。有的民众甚至还抱怨，政府去年财政盈余多达６４亿新元，却“小气”到只拨出１８亿新元与民分享。
对此，有新加坡的政府官员指出，人们在领取“红包”时，应该明白这是政府制定谨慎有效的政策才换来的盈余，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为“政府勤奋，人人才有份；有的多有的少，看你年轻还是老”。
（据青年参考）
发展成果应让全民分享
邢普谈“１０００元红包”提案
邢普提出这个提案后，许多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人指斥其蓄意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空发无稽之谈，还有大约近两万名网民已在遐思，如果有了１０００元，我该怎么花。正逢一月ＣＰＩ指数再攀高峰，很多人的答案是，买猪肉。而邢普本人则坦言无意造成当下局面，想法很纯粹，动机很简单。
“我不能占着坑不做事”
我的初衷不是投给报社或者网站，所以对公众的反应本身没有任何期待，这是交给政协的一个提案，是尽作为政协委员的一点义务，我不能占着坑不做事。
我是想写给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看的。我无意引发全民争论。网上说我像改革的失意者一样要到北京递状子，没有的事情。
我也没有再通过什么途径送到全国“两会”。和那些反映马路怎么样，菜市场怎么样，都是一提案，我也无暇去深入，对现实中能操作与否，我不好估计，也估计不到，这超出政协委员的能力范畴了。我不是专职做这个的，我提了就到位了，我没跟其他政协委员商量过，我一个人提了。
“不能用荒诞来形容”
我想强调的是，不能用荒诞来形容，怎么荒诞呢，一点都不荒诞。我已经是第二届的政协委员了，熟悉提案的流程和要求，不是初入政协，胡说八道……
我很浅陋，我八九年不碰经济学知识了，但如果你研究经济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我现在倒是有胆量说，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认为我胡说。你可以说，经过实证研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弊大于利，但绝不能说是在胡扯。
国家现在提高个税起征点，调息啊，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和１０００元一样，都是个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而已，性质一样。它是严肃的有可操作性，有作用的方案。只是对中国比较陌生而已。
大众认为荒诞，要么没学过经济，要么没看过我提案的全部，光盯着那发红包的一句话。
“没有政府部门与我联系”
另外，民众的反应和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的传统有关，以前没这么做过，但这并不意味这举措不可行。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这个提案就注定不可能实现。
这一周，还没有政府部门或专业部门与我联系，表达作为政策的研究意向，有可能一场讨论后就此打住，这也很正常，很多政协提案的结局也是这样。
我递上去之后，上海政协答复说不属于上海的问题，我后来去交涉过，但对方仍坚持就罢了。我的本意就是希望政协能够将这么一种声音反馈到有关部门，希望政府立项，拨出经费，作为一个课题开展一些实证研究，以最终确认方案的可行性。如果他们也说荒诞，我反对，他们不可能认为这个荒诞。
“１０００元我没测算过”
１０００元这个数字我也没测算过，我只是凭经验给出一个参照，我总不能写每人发Ｎ元。政协鼓励委员多提建议，哪怕不成熟的提议，这么来说，我这个提案也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如果我有精确的测算，我会直接写建议发１０００元，如果我实证了，我写成经济学论文了，我就不提案了我就交给专业杂志了。
任何提案都有批判意识，问题意识。什么都好的话，那就只要继续宣传就好了，还提什么建议。
网上还说发钱可以增加人民凝聚力，我觉得是有可能，当然你说花１３０００亿元值不值得，那是决策部门的事情。
（据《南方周末》）
分红目的
社会分红
扩大消费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可能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早在１９３６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的构想。他写道：“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１９３８年，米德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还能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消费的作用。
他山之石
美国
美国阿拉斯加州利用石油矿产资源收入建立一个永久基金（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Ｆｕｎｄ），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５０％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６个月的居民。１９８２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４０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１０００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１９８２年起至２００５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２４年给每个公民发放永久基金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２０００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１９６３．８６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２８４亿美元。
英国
英国政府已经于２００４年正式运行“儿童信托基金”，贫穷儿童出生后，政府会送他一个５００镑的户口（相等于７０００多港元），其间政府及亲友会注资，待孩子到１８岁后才可动用，作进修或应急之用。
另外，委内瑞拉、巴西、南非、以色列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的主张。
专家设想
最早在中国公开提出系统的社会分红方案的学者是崔之元。早在２００６年他就提出建议成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按他的设想，这将由１６６家中央国企利润的５０％作为本金组建，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５０％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个人。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２００８年春季学期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杰出访问讲座教授。１９９５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和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及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
七成多受访者支持邢普提案
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
七成半受访者认为邢普的提案合理。京沪穗三地的调查显示，７５．２％的受访者认为邢普的提案具有合理性。关于合理性的原因，三地受访者中３９．６％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显著提高。３５．６％的人群认为该提案合理的原因在于财政收入增长太快，返利于民合理。三地受访者中，２４．８％的人群认为该提案不合理。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