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要５月份才能看到可行性调研报告，虽然还只停留在一个概念上，只看到“与自由贸易区相若，但又是非独立关税主体之间合作”，“目标是打造成比肩纽约，东京大都会圈的世界级大经济区”的模糊定位，但还是很能给人想象空间。
三地之间已经具备了水路，跨海大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发达的交通网络，日渐充分的学院和企业的跨地区专业人才交流，从原始的前店后厂到ＣＥＰＡ合作框架的牢固的经济联系，甚至千丝万缕的亲缘背景都是促成粤港澳深度融合的有利因素。
但是，要打造成一个与自由贸易区相若的特别合作区，需要考虑的因素会很多。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ＦＴＺ），需要有充分的贸易自由和通关便利以及配套的保障自由贸易的法律。但是，我们目前还是“一国两制”，广东不是独立关税主体，人民币也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如何在某些领域进行“松绑”与“突破”，打破区域之间的合作壁垒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陈莉莉）
粤港澳三地
求解“全流通”
至今，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无形屏障，那便是体制差异。
“体制不同是粤港澳融合的最大问题，这里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等，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达到深度融合，将是一个长期命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建议：可以把河套地区列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试点地区之一，尝试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
杨汝万所说的河套地区是指目前深圳河以南约１００万平方米的地域，据国务院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颁发的第２２１号令，该区域的业权属于深圳，管理权属香港。
对于澳门，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兼澳门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表示：“澳门可以利用未来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借助内地的资源，寻找可以依赖的非博彩产业。”
有香港学者认为，香港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着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与美元挂钩的现实屏障。”
而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扩展内需，以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在这样的状况下，未来就可能会造成，当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香港虽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加强，但金融政策却要反过来跟着美国走，这时候经济矛盾便会加剧。
上述学者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可以成为一个试点，探讨如何在该区域内实现人、钱、物的自由流动。其中更加大胆的假设是，允许特别合作区中的资金，包括股票、证券和期货可以自由交易、自由买卖，货币自由流动。
“大特区”是
国家战略
在香港媒体报道中，粤港澳特别合作区被比喻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中国又一个意义不亚于当年设立深圳特区的伟大创举。
“除了纽约和东京，一批新的国际都会圈正在形成。英国的伦敦、牛津和剑桥三角地带，新型产业正在沿Ｍ４、Ｍ３两条高速公路向南扩张。在德国，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五个特大型国际化都市圈正在建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学者认为：当前世界各国急于建设超级都市圈，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同时更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发言权和竞争力。建立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应该是一个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地区合作的构想。
按照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到２０３０年，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时候，国家要掌握在全球资金流、人力流和物流上的主动权，就必须在最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设自己的超级都市圈。
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已经明确提出：“要确立世界眼光，打造比肩纽约、东京大都会圈的世界级大经济区。”在众多公开场合，汪洋也已经把“加强粤港澳合作”的传统提法改成了“加强粤港澳融合”。
香港媒体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期间明确提出的要“扩大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再次“杀出一条血路”等观点，分析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成功获批的可能非常大”。
当前种种迹象均在表明，粤港澳融合正在加速升温。
据《中国经营报》
三地之间已经具备了水路，跨海大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发达的交通网络，日渐充分的学院和企业的跨地区专业人才交流，从原始的前店后厂到ＣＥＰＡ合作框架的牢固的经济联系，甚至千丝万缕的亲缘背景都是促成粤港澳深度融合的有利因素。
但是，要打造成一个与自由贸易区相若的特别合作区，需要考虑的因素会很多。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ＦＴＺ），需要有充分的贸易自由和通关便利以及配套的保障自由贸易的法律。但是，我们目前还是“一国两制”，广东不是独立关税主体，人民币也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如何在某些领域进行“松绑”与“突破”，打破区域之间的合作壁垒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陈莉莉）
粤港澳三地
求解“全流通”
至今，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无形屏障，那便是体制差异。
“体制不同是粤港澳融合的最大问题，这里面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等，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何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达到深度融合，将是一个长期命题。”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杨汝万建议：可以把河套地区列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试点地区之一，尝试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
杨汝万所说的河套地区是指目前深圳河以南约１００万平方米的地域，据国务院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颁发的第２２１号令，该区域的业权属于深圳，管理权属香港。
对于澳门，澳门大学校长高级顾问兼澳门研究中心主任杨允中表示：“澳门可以利用未来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借助内地的资源，寻找可以依赖的非博彩产业。”
有香港学者认为，香港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着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与美元挂钩的现实屏障。”
而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扩展内需，以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在这样的状况下，未来就可能会造成，当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香港虽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在加强，但金融政策却要反过来跟着美国走，这时候经济矛盾便会加剧。
上述学者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可以成为一个试点，探讨如何在该区域内实现人、钱、物的自由流动。其中更加大胆的假设是，允许特别合作区中的资金，包括股票、证券和期货可以自由交易、自由买卖，货币自由流动。
“大特区”是
国家战略
在香港媒体报道中，粤港澳特别合作区被比喻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中国又一个意义不亚于当年设立深圳特区的伟大创举。
“除了纽约和东京，一批新的国际都会圈正在形成。英国的伦敦、牛津和剑桥三角地带，新型产业正在沿Ｍ４、Ｍ３两条高速公路向南扩张。在德国，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五个特大型国际化都市圈正在建设。”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学者认为：当前世界各国急于建设超级都市圈，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某些不稳定因素，同时更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发言权和竞争力。建立粤港澳特别合作区，应该是一个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地区合作的构想。
按照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到２０３０年，中国要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时候，国家要掌握在全球资金流、人力流和物流上的主动权，就必须在最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建设自己的超级都市圈。
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已经明确提出：“要确立世界眼光，打造比肩纽约、东京大都会圈的世界级大经济区。”在众多公开场合，汪洋也已经把“加强粤港澳合作”的传统提法改成了“加强粤港澳融合”。
香港媒体结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期间明确提出的要“扩大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再次“杀出一条血路”等观点，分析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成功获批的可能非常大”。
当前种种迹象均在表明，粤港澳融合正在加速升温。
据《中国经营报》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