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０００多名高校毕业生陆续奔赴京郊１８５３个行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两年的实践，让满怀理想的大学生村官们变得更加务实，但他们的地位很尴尬：工作范围有限，权力有限，未能进入决策层。一位大学生村官说：农村改变我比我改变农村多。
“眼里要有活儿”
云晓波已经在北京大兴区黎明村担任了两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２００６年，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云晓波被聘为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助理。２００７年夏天，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
“我们村的档案管理是全市的试点。全村４６４口人、１４６户，去年人均收入上了９０００元。”这个戴着眼镜，身着白衬衣、西裤的村官滔滔不绝地说。在云晓波刚进入这个村子时，就挨家挨户地走访，“走访老党员、五保户”，对村里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云晓波看来，就是“眼里要有活儿”。今年他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建个网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红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在大棚里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去年大兴的全国西（甜）瓜节上，前三名都让我们村拿了。”云晓波有些自豪，他想通过这个网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传作用，最终实现网上销售。
经过书记的同意之后，云晓波开始四处联系网络公司建网站。起初，一家公司开价１万，云晓波嫌要价太高。随后，他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市里，来到百度的办公楼。他和百度洽谈得很顺利，对方答应只需３０００元就可以建网站。
今年３月份，网站建成，同时云晓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任务——网站后台的维护。云晓波说，实现网上销售最大的好处是“农民省事儿了”。这是促使云晓波办网站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２００６年云晓波刚到村里时，他就想着给村里招商引资。他通过熟人找到了投资商，“主要是在村里种植灵芝，生产营养保健品”，他还请来了专家进行实地勘察。由于规模比较大，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问题不好解决，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云晓波的第一个项目就此夭折。
“你带来了什么项目”
类似的问题女村官刘佳也遇到过。刘佳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开发的景。她很想办桃花节，每年春季，办得成功的话，村里就会有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摆在她面前的现实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连成一片花海。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
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２００多口人的村庄，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同样的原因，让刘佳的另一个设想——发展有机农业夭折。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你们都干吗了”
村民们开始失望：“你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干吗了？”另一个村官于伟表示，他有时会听到村民这么说，他也很生气。但他坦承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很希望我们干点事”。
对于伟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得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于伟说，需要他做得事情很少，虽然书记这么说，但他平时都来上班。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得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７个法律问题。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地冷漠”。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对事不对人”。
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
于伟后来也想开了：“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
然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
于伟告诉记者，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三个领导合计。”
“呆疲了，随波逐流吧”
刘佳唯一担心的是３年的合同期满后去做什么。她来农村工作甚至都没有告诉父母，她只是告诉他们她找到了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周围的村官有的在准备司法考试，有的读在职研究生，已经是研究生的她有些无所事事。“都呆疲了，随波逐流吧。”她表示。
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将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非北京籍的大学生村官，连续两年考核合格的，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北京市户口。
村官苑杰认为，这一点是像他一样的外地学生当村官的最大诱因，再过几个月他就能落户北京了。
除了这一点，村官考研、考公务员时也会优先录取，这也是苑杰看中的。
除了上述优惠政策，北京市人事局今后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大学生村官充实乡镇机关干部队伍。
“我还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即使转成公务员也不愿意。”于伟想去城市发展，想去做律师，况且“在这里转成公务员的机会几乎没有，两三个镇才能转一个”。在他看来，他的同事们只有一个愿意留在这里——她在这边结婚了，嫁到村里了。
但云晓波努力想成为优秀者，盼望着能留下来。他听说今年将从村官中选拔副处级储备干部，“希望能被选上”。
在北京籍大学生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去做村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籍大学生村官告诉记者，由于家长和镇长是同学，关系很好，将来可以留在镇里做公务员。另一名京籍村官表示，他的前途并非完全确定下来了。“还要看谁的关系硬，托关系转成公务员的还要排队。”他说，他们在村里或者镇里呆着，“只是混个脸熟，不用做什么事”。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两年的实践，让满怀理想的大学生村官们变得更加务实，但他们的地位很尴尬：工作范围有限，权力有限，未能进入决策层。一位大学生村官说：农村改变我比我改变农村多。
“眼里要有活儿”
云晓波已经在北京大兴区黎明村担任了两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２００６年，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云晓波被聘为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助理。２００７年夏天，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
“我们村的档案管理是全市的试点。全村４６４口人、１４６户，去年人均收入上了９０００元。”这个戴着眼镜，身着白衬衣、西裤的村官滔滔不绝地说。在云晓波刚进入这个村子时，就挨家挨户地走访，“走访老党员、五保户”，对村里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云晓波看来，就是“眼里要有活儿”。今年他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建个网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红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在大棚里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去年大兴的全国西（甜）瓜节上，前三名都让我们村拿了。”云晓波有些自豪，他想通过这个网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传作用，最终实现网上销售。
经过书记的同意之后，云晓波开始四处联系网络公司建网站。起初，一家公司开价１万，云晓波嫌要价太高。随后，他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市里，来到百度的办公楼。他和百度洽谈得很顺利，对方答应只需３０００元就可以建网站。
今年３月份，网站建成，同时云晓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任务——网站后台的维护。云晓波说，实现网上销售最大的好处是“农民省事儿了”。这是促使云晓波办网站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２００６年云晓波刚到村里时，他就想着给村里招商引资。他通过熟人找到了投资商，“主要是在村里种植灵芝，生产营养保健品”，他还请来了专家进行实地勘察。由于规模比较大，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问题不好解决，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云晓波的第一个项目就此夭折。
“你带来了什么项目”
类似的问题女村官刘佳也遇到过。刘佳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开发的景。她很想办桃花节，每年春季，办得成功的话，村里就会有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摆在她面前的现实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连成一片花海。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
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２００多口人的村庄，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同样的原因，让刘佳的另一个设想——发展有机农业夭折。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你们都干吗了”
村民们开始失望：“你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干吗了？”另一个村官于伟表示，他有时会听到村民这么说，他也很生气。但他坦承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很希望我们干点事”。
对于伟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得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于伟说，需要他做得事情很少，虽然书记这么说，但他平时都来上班。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得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７个法律问题。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地冷漠”。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对事不对人”。
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
于伟后来也想开了：“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
然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
于伟告诉记者，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三个领导合计。”
“呆疲了，随波逐流吧”
刘佳唯一担心的是３年的合同期满后去做什么。她来农村工作甚至都没有告诉父母，她只是告诉他们她找到了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周围的村官有的在准备司法考试，有的读在职研究生，已经是研究生的她有些无所事事。“都呆疲了，随波逐流吧。”她表示。
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将享受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非北京籍的大学生村官，连续两年考核合格的，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北京市户口。
村官苑杰认为，这一点是像他一样的外地学生当村官的最大诱因，再过几个月他就能落户北京了。
除了这一点，村官考研、考公务员时也会优先录取，这也是苑杰看中的。
除了上述优惠政策，北京市人事局今后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大学生村官充实乡镇机关干部队伍。
“我还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即使转成公务员也不愿意。”于伟想去城市发展，想去做律师，况且“在这里转成公务员的机会几乎没有，两三个镇才能转一个”。在他看来，他的同事们只有一个愿意留在这里——她在这边结婚了，嫁到村里了。
但云晓波努力想成为优秀者，盼望着能留下来。他听说今年将从村官中选拔副处级储备干部，“希望能被选上”。
在北京籍大学生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去做村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籍大学生村官告诉记者，由于家长和镇长是同学，关系很好，将来可以留在镇里做公务员。另一名京籍村官表示，他的前途并非完全确定下来了。“还要看谁的关系硬，托关系转成公务员的还要排队。”他说，他们在村里或者镇里呆着，“只是混个脸熟，不用做什么事”。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