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生，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主要研究农民史，８０年代后期转向研究经济史，９０年代致力于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１．４亿农民工进城，与１．８亿农村留守人口一起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城市却希望他们不要在城市安家，３５岁之后奉献完了回到农村去。 ——秦晖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１３日上午，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时提出上述观点。
一边享受服务
一边驱赶
“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秦晖教授指出了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这一社会现象。
“所谓的城市贫民，并不是指原来城市中的既有居民，这一群人事实上几乎全部都成为城市化的受益者，那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才是构成城市贫民的主要部分。”秦晖认为，这在中国最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秦晖认为，要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权利，一方面要给他们迁徙和建房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要改善他们的福利。
如何解决城市贫民的居住问题，秦晖认为，相对于法国和美国一些国家为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中国的“福利房”性质基本上完全不同，成了社会“负福利”。
秦晖说，在中国，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而各个单位实行的单位分配制，一般都是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建的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建的住房差，甚至无房，形成了一种“负福利”的现象。
“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贫民区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秦晖认为，中国的城市贫民即是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城中村改造
剥夺贫民居住权
“中国的城市贫民，没法分到福利房，也不允许自己搭建贫民区，那就只有住工厂宿舍。”秦晖认为，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甚至限制城市贫民租房，城管等部门更是对城市贫民搭建住房严加禁止。
而针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秦晖认为这是典型的剥夺城市贫民的居住权利。“处在城市里的城中村，地价往往较高，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进行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和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却往往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所。”
针对有市民质疑“深圳的人均ＧＤＰ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太低，没有经济实力为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时，秦晖认为，如果政府认为兴建福利房花费太大，起码应该承认和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允许他们在城市的郊区等特定区域兴建贫民区。
“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秦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区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据《南方都市报》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生，现任清华大学教授。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主要研究农民史，８０年代后期转向研究经济史，９０年代致力于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１．４亿农民工进城，与１．８亿农村留守人口一起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城市却希望他们不要在城市安家，３５岁之后奉献完了回到农村去。 ——秦晖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１３日上午，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深圳发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时提出上述观点。
一边享受服务
一边驱赶
“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和市民，一边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农民工带来的服务，一边却想尽办法将农民工等贫民驱赶出城市。”秦晖教授指出了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这一社会现象。
“所谓的城市贫民，并不是指原来城市中的既有居民，这一群人事实上几乎全部都成为城市化的受益者，那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移民，才是构成城市贫民的主要部分。”秦晖认为，这在中国最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秦晖认为，要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权利，一方面要给他们迁徙和建房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要改善他们的福利。
如何解决城市贫民的居住问题，秦晖认为，相对于法国和美国一些国家为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中国的“福利房”性质基本上完全不同，成了社会“负福利”。
秦晖说，在中国，国家的住房建设资金都拨给单位，而各个单位实行的单位分配制，一般都是有特权的好单位收入高、建的房子更好，无特权的差单位收入低、建的住房差，甚至无房，形成了一种“负福利”的现象。
“最穷的农民和无单位者，不仅完全没有分房资格，自己盖个贫民区也被指为私搭乱建，而要被惩处。”秦晖认为，中国的城市贫民即是处于典型的“无福利也无自由”状态。
城中村改造
剥夺贫民居住权
“中国的城市贫民，没法分到福利房，也不允许自己搭建贫民区，那就只有住工厂宿舍。”秦晖认为，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甚至限制城市贫民租房，城管等部门更是对城市贫民搭建住房严加禁止。
而针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强力推行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秦晖认为这是典型的剥夺城市贫民的居住权利。“处在城市里的城中村，地价往往较高，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进行城中村改造，城市规划和面貌是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却往往采取强制措施剥夺了城市贫民的居所。”
针对有市民质疑“深圳的人均ＧＤＰ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太低，没有经济实力为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时，秦晖认为，如果政府认为兴建福利房花费太大，起码应该承认和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允许他们在城市的郊区等特定区域兴建贫民区。
“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秦晖认为，给城市贫民兴建贫民区的权利，也是一种告别过去对贫民“既不给自由，又不给福利”的可取做法。
据《南方都市报》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