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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郭玉良，自己怀孕的妻子病死在北医三院，结果欠了医院53万元。他现在没有能力还，在将妻子遗体提供给医院做解剖之用和继续还债之间，他选择了继续还债。因此，他与医院签了长达106年的还款协议。尽管社会上有好多好心人想帮助他，但是他却拒绝了绝大部分帮助，他坚持认为，他要靠自己的本事来还钱。 怀孕妻子病逝医院欠医院53万元 郭玉良是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的农民，初一没读完就辍学了。因家境贫寒，父亲又早逝，为还债，2001年，郭玉良离开老家，来到北京打工。他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司负责空调安装，装一个空调20元，平均月收入1000元钱左右。 2007年6月9日凌晨，郭玉良带着4000元钱，把怀孕待产的妻子张桂梅送到北京上地医院。张桂梅之前的两次B超显示胎儿很正常，全家人很高兴。其实分娩照理说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规的事情，但郭玉良妻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当天早晨5时43分，在剖腹产成功生下一个男孩后，张桂梅被诊断为“产后出血、妊娠期急性脂肪肝、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医生通知必须准备4万元转院，郭玉良一听就哭了，他当时已身无分文，只得向老家求助。亲戚们凑了4万元。 2007年6月10日凌晨，张桂梅被送至北医三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因为剖腹产手术后大出血引发的持续高烧、腹腔血肿、胃溃疡、脾梗塞等，虽然经过40多天的抢救，7月27日，张桂梅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 2007年7月31日，看到医院出示的催款通知单后，郭玉良傻了眼，57万元！除了预交的4万元，还要再交53万元！ 签订还款协议要还106年 郭玉良与医院之间进行关于还款的“拉锯战”之后，时间已至2008年1月28日，离春节还有十天。了解到郭玉良的处境后，医院方面的最后表态是：“53万元我们不要了，但要把你爱人的尸体留下，供我们医学解剖用。” 对别人来说，这可能是很好的处理方式，但郭玉良接受不了，他和妻子的感情特别深，不忍心这么做。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节时把妻子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了，他才会心安。 他内心复杂：住了47天院，人死了，还花了57万元！他不同意医院的方案。我采访郭玉良时，郭玉良说“城市的医院是老虎”。2005年他带母亲来北京看病时，就领教了医院的胃口。来京不到一个月，在几个大医院做了几项检查，花了2万多元后，母亲去世。他认为这些钱要是在老家治病，绝不会几个月后母亲就不在了。 郭玉良最后决定，宁愿交钱，卖身来交，分期来还款。他开始酝酿还款计划。 于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郭玉良如此写道：我每年5—7月工资2000元左右，8—9月份1000多元，3—4月为600元—900元，大孩子上学每月需300元，小孩子每月吃奶粉需630元，我年迈的父亲一年需要1500元生活费，这样算下来，我每年最多能保证还医院5000元，计划还款时间为106年，子孙三代还完。 协议上有郭玉良的签字，也有医院方面的批示，这几乎成为“史上最荒唐的还款协议”。 医院同意了此协议，郭玉良开始面临难题——他连存放尸体的费用都掏不起。因为没交钱，妻子尸体被安置在北医三院的太平间里。后来，医院装修，尸体又被转移到另一家医院的太平间存放四个月之久。 事件经媒体公开报道后，社会上发起捐款倡议。在南京投资的台湾商人王进源了解情况后，当即汇来6000元，先为郭玉良解决了停尸费用。腊月二十五，郭买了最便宜的300元的骨灰盒，终于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河南老家，完成了心愿。他在悲恸中又带着欣慰。 拒绝社会资助自己挣钱还债 台商王进源是个好人，他曾托天津的朋友看望寄养在天津的郭玉良的孩子。春节过后，王进源主动表示让郭玉良到他在南京的制造厂里上班。 王进源每月给郭玉良1400多元工资，后来又增至1800元。郭工作很吃力，因为他对制造业的工艺并不精通，只能做一些杂活。这让郭思想负担特别大，心里很不安。 他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朱哥，你劝劝王总，每个月只给我几百块钱就行，多了我受不了，我还欠他6000块呢。”农民的话很真诚，很朴实。 郭玉良的愿望没有实现，王进源知道情况后，又给他加薪了。 郭玉良内心更加不安，他不止一次地和记者说，“我不能要这个钱，我得走。”我开始以为他是 郭玉良语录 ■“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朱哥，你劝劝王总，每个月只给我几百块钱就行，多了我受不了，我还欠他6000块呢。” ■“每年5000元钱，就是砸锅卖铁，子孙三代也要坚持还完！” ■“你怎么能这样呢？作为人，最基本的道理，欠钱，就应该还。” 记者手记 引人深思的两个问题 我经常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先不说郭玉良这个53万最终能否还上，单探讨57万元的天价医疗费，是如何产生的？ 直到现在，郭自己也说不清楚。医院说得很明白、很明细，每天都给他发清单，从制度上来看，从纸面上来看，你找不到医院的任何纰漏。一天有几万元的账单，上面说的药品和医疗手段，郭作为一个农民根本看不懂。 第二、这个钱究竟应该由谁来埋单？谁生病了，谁治病了，患者或患者家属来掏，这是天经地义。但社会应该建立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制度或体系。因为直到现在，没有哪个医疗部门在深刻地研究、反思这个事件，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重视的高度。 戏言，后来，某个下午，郭说自己主意已定，要离开南京，离开王总，没有原因。 后来，无锡一家电梯厂的老总得知郭的为人和他的想法后，主动表示：“可以先垫付还上你欠王总的6000元钱，我们厂里欢迎你，但工资或许没有王总发得高。” 2008年4月30日下午，郭玉良正式给王进源写了辞职报告，并列出一个计算公式，“我欠你6000元救命钱。大年正月初六，我来到这里。工作期间做了哪些活，应该拿多少钱。”他计算出自己的工资是2000元，然后把扣除工资后所欠的4000块钱装进信封，并夹了一封字迹潦草的感恩信。 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还债 很多人曾对郭玉良说，你可以把良心债卸下来。但他不肯，因为他不想因欠良心债而沮丧和不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背着包袱上路，尽管很累，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已酝酿着还北医三院的钱，计划今年10月前后把5000元先还上，现在他已积攒了800元钱，记者知道这钱攒得有多么不容易。 郭玉良始终觉得北医三院已经“帮了大忙”。“咱凭良心说，不能因为人没救活，就不承认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反复说这句话。他说，“每年5000元钱，就是砸锅卖铁，子孙三代也要坚持还完！” 可是他拿什么还啊！我知道他的处境，50多万啊，不仅一个普通的农民承受不了，就是城市白领阶层的家庭，能承受得了吗？其实，社会各界已给予了郭玉良大量的资助，但99%都被他拒绝。 他给自己8个月大的儿子取名字——郭京鑫。因为儿子出生于北京，所以有一个“京”字；“鑫”字的意思是想让儿子长大后知道自己的出生花了很多很多钱，也希望儿子长大后不再像爸爸这么穷，多挣钱、挣大钱，早日还上这笔债。 记者曾经有个非常荒唐的想法，你将来尽力还吧，如果还不上，也不要还了。106年的协议，法律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确实没有偿还能力。 他当时立刻声色俱厉地批评记者，“你怎么能这样呢？作为人，最基本的道理，欠钱，就应该还。” 据《法制晚报》 |
栾晓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