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很多审批等流程，让人觉得他们做事很快，但并不是所有的私人侦探都有社会道德感。”
“床戏”录像、“私房钱”证据……私人侦探似乎是无孔不入。业内人士透露，“私人侦探”行业在我国发展至今，已有从业人员几十万人。他们打着受当事人委托行使知情权的旗号，帮助当事人在婚姻家庭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等案件中调查取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需求。
然而，在国家政策尚处在限制的情况下，私人侦探很少公开露面。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私人侦探陈德明，他以自己的从业经历揭开了这个行业的秘密。
婚姻调查业务占了一半
最近，陈德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其丈夫这段时间总出差，她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要求帮助调查真相。陈德明让这位女士提供其丈夫的照片、姓名、车牌号、工作单位等信息，并表示３—７天后，他就能查出结果。
“婚外情、结婚对象背景等婚姻调查占了我们业务量的一半。”陈德明说，私人侦探的业务基本是靠熟人介绍，陌生客户全是从互联网上找过来的。为了在“百度”和“ｇｏｏｇｌｅ”等搜索引擎上排在前几位，他花了不少广告费。客户每点击一次他的网页，他就要向网站支付１０元钱。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例如在调查对象上，除非家长委托，坚决不查小孩；在调查手段上，一般不拍‘床戏’；在调查内容上，涉及技术秘密的坚决不查。”陈德明说。
但记者在广州其他调查公司的网页上看到，其调查范围之广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被调查对象属于公、检、法、部队或党、政人员”的特殊婚姻调查，收费在５万元－１５万元；企业信息调查收费５０００元起；广州市内手机电话清单调查收费１０００元／３个月；座机监听收费２５０００元／月。此外，个人资料、商业打假、市场调查、银行信用等则价格面议。
调查手段五花八门
１９９３年广州开始出现私人侦探，直至２００３年，私人侦探做的最多业务是打假和讨债。陈德明表示，当时政策环境宽松，许多造假者因为他们的调查而倾家荡产，不少私人侦探也因此发财。如今，政策已经不允许他们那么做，而且由于打假的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私人侦探开始转向婚姻调查这一庞大的市场。
“现在，调查越来越依靠广泛的‘人脉’。私人侦探需要通过银行系统的熟人了解被调查人的资产情况；通过公安系统的熟人弄到被调查人的户籍资料；甚至通过电信运营商弄到被调查人的手机短信内容和电话清单。”陈德明说。
一些调查公司网站首页的“招聘启事”栏也显示，他们大量需求曾在公安系统、银行、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从业的人员。
私人侦探面临迷茫困境
１９９３年９月，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带有私人侦探社性质的民间机构。
“尽管国家有这个文件，但调查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不降反升。这说明私人侦探有其生存的土壤。”陈德明说。
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民间调查行业联盟在无锡“成立”。但是，当地民政部门拒绝为该联盟注册登记。２００６年底，该联盟以“同舟事务调查所”的名义在南京发起了全国调查行业执业协作与自律规范管理论坛，并“出台”了《调查行业自律规范守则》，要求同仁们“遵守社会道德、尊重客观事实”和“拒绝一切违法目的的委托”。
该论坛的发起人孟广刚说，调查行业目前仍处于半公开状态，秩序很乱。如果不进行自律、规范和整改，必将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生存。
陈德明迷茫地看着窗外说：“我知道，在我国调查行业等待合法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游走在法律边缘亟待规范
深圳的警察梁昊说：“从办案能力上说，私人侦探没什么优势。只是他们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很多审批等流程，让人觉得他们做事很快。但并不是所有的私人侦探都有社会道德感，他们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
广州市工商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无证照的“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违法行使国家执法机关的部分权力，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工商部门将严把注册登记关，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私人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以及从事相关的经营活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记者，私人侦探的存在说明了权利受损方当事人的无奈。“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一贯的原则，而法院并没有为当事人取证的义务。国家虽然未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性，但是民间又确实需要。“一般而言，私人侦探提供的证据，我们都会采信。”这位法官表示，“但是，非常有必要对调查行业进行规范。”
（据新华社广州８月２６日电）
“床戏”录像、“私房钱”证据……私人侦探似乎是无孔不入。业内人士透露，“私人侦探”行业在我国发展至今，已有从业人员几十万人。他们打着受当事人委托行使知情权的旗号，帮助当事人在婚姻家庭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等案件中调查取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需求。
然而，在国家政策尚处在限制的情况下，私人侦探很少公开露面。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私人侦探陈德明，他以自己的从业经历揭开了这个行业的秘密。
婚姻调查业务占了一半
最近，陈德明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其丈夫这段时间总出差，她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了“新欢”，要求帮助调查真相。陈德明让这位女士提供其丈夫的照片、姓名、车牌号、工作单位等信息，并表示３—７天后，他就能查出结果。
“婚外情、结婚对象背景等婚姻调查占了我们业务量的一半。”陈德明说，私人侦探的业务基本是靠熟人介绍，陌生客户全是从互联网上找过来的。为了在“百度”和“ｇｏｏｇｌｅ”等搜索引擎上排在前几位，他花了不少广告费。客户每点击一次他的网页，他就要向网站支付１０元钱。
“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例如在调查对象上，除非家长委托，坚决不查小孩；在调查手段上，一般不拍‘床戏’；在调查内容上，涉及技术秘密的坚决不查。”陈德明说。
但记者在广州其他调查公司的网页上看到，其调查范围之广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被调查对象属于公、检、法、部队或党、政人员”的特殊婚姻调查，收费在５万元－１５万元；企业信息调查收费５０００元起；广州市内手机电话清单调查收费１０００元／３个月；座机监听收费２５０００元／月。此外，个人资料、商业打假、市场调查、银行信用等则价格面议。
调查手段五花八门
１９９３年广州开始出现私人侦探，直至２００３年，私人侦探做的最多业务是打假和讨债。陈德明表示，当时政策环境宽松，许多造假者因为他们的调查而倾家荡产，不少私人侦探也因此发财。如今，政策已经不允许他们那么做，而且由于打假的成本和风险越来越高，私人侦探开始转向婚姻调查这一庞大的市场。
“现在，调查越来越依靠广泛的‘人脉’。私人侦探需要通过银行系统的熟人了解被调查人的资产情况；通过公安系统的熟人弄到被调查人的户籍资料；甚至通过电信运营商弄到被调查人的手机短信内容和电话清单。”陈德明说。
一些调查公司网站首页的“招聘启事”栏也显示，他们大量需求曾在公安系统、银行、移动公司、联通公司从业的人员。
私人侦探面临迷茫困境
１９９３年９月，公安部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等带有私人侦探社性质的民间机构。
“尽管国家有这个文件，但调查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不降反升。这说明私人侦探有其生存的土壤。”陈德明说。
随着从业人员的增多，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民间调查行业联盟在无锡“成立”。但是，当地民政部门拒绝为该联盟注册登记。２００６年底，该联盟以“同舟事务调查所”的名义在南京发起了全国调查行业执业协作与自律规范管理论坛，并“出台”了《调查行业自律规范守则》，要求同仁们“遵守社会道德、尊重客观事实”和“拒绝一切违法目的的委托”。
该论坛的发起人孟广刚说，调查行业目前仍处于半公开状态，秩序很乱。如果不进行自律、规范和整改，必将影响到整个行业的生存。
陈德明迷茫地看着窗外说：“我知道，在我国调查行业等待合法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游走在法律边缘亟待规范
深圳的警察梁昊说：“从办案能力上说，私人侦探没什么优势。只是他们的调查不需要经过很多审批等流程，让人觉得他们做事很快。但并不是所有的私人侦探都有社会道德感，他们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
广州市工商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无证照的“私人侦探”性质的调查公司违法行使国家执法机关的部分权力，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工商部门将严把注册登记关，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私人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以及从事相关的经营活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记者，私人侦探的存在说明了权利受损方当事人的无奈。“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一贯的原则，而法院并没有为当事人取证的义务。国家虽然未承认私人侦探的合法性，但是民间又确实需要。“一般而言，私人侦探提供的证据，我们都会采信。”这位法官表示，“但是，非常有必要对调查行业进行规范。”
（据新华社广州８月２６日电）
王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