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腾
日前媒体报道，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将调任北京大学校长，接替许智宏。
周其凤毕业于北京大学，并长年在北大担任教学和行政职务，直到2001年从北大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并在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
周其凤的职务调动，引发了外界对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中国高校领导调整的关注。
教育官员频任校长
周其凤的校长之路，体现出的正是近年来高校校长选拔的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校长在任职之前，有过教育部的教育行政履历。
以往的校长选拔，很大部分来源是高校的学者，经院长、副校长之职而至校长，另一个来源则是科研机构(如中科院等)的学术科研管理官员，他们本身亦在科研方面有所成就。
近年来，在副部级高校校长的任命中，教育部官员较为集中地出现，其中又以主管高等教育方面的官员居多，如现任人大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现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武汉大学现任校长顾海良原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原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原任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司司长等。这些中央教育行政系统的官员大量走上高校行政岗位，除扩大干部交流之外，也有更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工作方针的意图在内。
除去教育行政官员之外，也有不少的校长是从高校调往教育部任职锻炼，再回到高校的。这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职务就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周其凤由北大上调而来，接替周其凤出任学位办主任的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他在任职两年后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是复旦大学副校长杨玉良，66岁的复旦大学现任校长王生洪任职已近十年，预计也将因年龄和任期原因于不久后退休。
呈现“外调-回任”轨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则是，越来越多新任校长的任职呈现出“外调-回任”的轨迹。
除上文提到的周其凤外，2008年1月履新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履新前担任的是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但更早前则担任过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副部级的山东大学校长，他在来到中国政法大学之前正是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与法学院院长。“外调-回任”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校长培养的一种路径，在本校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先行到其他岗位进行锻炼。
地方官员转任高校
与教育部行政官员入职高校相应的是，不少副部级院校开始引进地方官员出任高校党委书记。高校党委书记主抓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对官员的学术科研水平没有过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副部级高校的党委书记行政级别亦为副部级，因此这一职务成为不少地方教育行政系统官员的出口。
如刚刚履新的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路纲即为原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现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欧可平、四川大学党委书记杨泉明、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德祥都是从当地的教育厅厅长或教委主任调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更是在从教育厅厅长调任宁德市委书记之后，又回到教育系统工作，颇能显示出副部级高校领导的地位。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出现在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两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并不是从教育厅厅长的位置上提拔而来，而是由同一级别的地方职务转任。从学校自身的发展来看，有地方的副部级高官转入任职，对于高校在建设、财政等方面争取地方支持，无疑有着正面的作用。
据《南方周末》
传统模式仍在沿用
从学者或高校内部提拔校长的传统模式也仍在沿用。如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同济大学校长裴纲都是循这一路径被选拔的。就职上海交大前担任中科院基础科学局局长的张杰是著名的物理学专家，裴纲则在生命科学领域声望卓著。稍早前履新的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更是国际著名的分子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家，从1996年回国到2001年入党，再到2006年出任副部级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充分诠释了传统概念中“学而优则仕”的含义。此外，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许武、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等都在各自学术领域颇有成就，从各自学校内部提拔的领导干部，也体现出高校领导任命中经验传承的重要性。
和以往高校领导中有不少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不同，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民盟)、同济大学原校长万钢(致公党)、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陈章良(无党派)都先后离开了高校的工作岗位，其后任都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短期内民主党派在高校任正职的人数有所减少，与之同步的是更多民主党派人士走上行政部门的正职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