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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人员销毁假货。（资料片） |
我是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还有着即将生产的妻子。我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彻底结束。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这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夹克衫，把一箱假冒“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挟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出门时，怀孕7个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没怎么回头，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没事。”可是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脚步变得有点迟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他像在背诵一篇文章。这句话在纸上或口头上演练过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现实里的回答是：“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再问一遍，还是相似的答复。
要不是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前来接访，这个下午，刘曼带着他那箱速冻饺子和一颗赎罪的心，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
“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
刘曼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猪肉韭菜馅儿。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开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这一年，一无所有的湖南男人刘曼在北京混迹了4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
2008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郭姓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牛气冲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至今记得，自己当时突然“心扑腾直跳”。
“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入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也许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压力。”如今面对记者，刘曼喝了点啤酒，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的选择：农村出来的孩子，中专毕业好几年了，他需要一种“成功”来向父母交代。
随着8月的临近，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时候是500箱，有时候则接近2000箱。
从某种意义上，他获得了成功。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
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
“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
下午4点，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白纸上快速地书写。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笔画很用力，深深印进纸背。然后，他把纸翻转过来，签下自己的名字，递出去，出了口气，仿佛终于走完一段艰难的路途。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来，“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经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今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大半年的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憷”。元旦快到了，饺子销售正是旺季，他却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着了，他偷偷上网，查自己的罪责。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点钱就能了事。要是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心里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奥运会刚刚结束，假货销售经历了一段沉寂，正重新活跃起来。不过，随着秋天到来，属于冰棍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经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他入了卖假饺子的行当，并且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学问。
“我不害怕生活在法制健全的社会”
这个下午，刘曼的赎罪之旅，与原先想象的差别很大。他原以为，自己的账本和一箱作为证据的假“湾仔码头”，足以说明所有事实，并把对他的惩罚立即变为现实。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被移送到公安机关，并经历三五年的牢狱之灾。“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他说他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
为此，他早早和妻子告了别，让她等他出来。要是有人来聊点什么，他也喜欢在末尾说：“也许过几天我就进去了。”
直到2009年年初，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那个时候，刘曼已经打好了自首的念头。
此前，他一直没有把自己销售假货的事情告诉她。在这个小学没毕业的湘西女人看来，自己老公虽然非常辛苦，但很能干，是一个“正派而体面”的人。
“我后悔没有早点告诉我的妻子。” 刘曼说，“否则，她也许会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早些劝我退出。”他错失了最好的机会。本已有些退意的刘曼，经不住几名老同伙的撺掇，决定参与制作假冒水饺。
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位于沙河的一个批发商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出味儿不对”。北三环附近的批发商则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没过多久，大兴的客户也把电话打了过来。
假货屡屡被发现，使刘曼开始考虑如何“全身而退”。他心里盘算着，1.8万箱饺子，金额已经超过了刑事处罚的界限。
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但如今，信任已经失去，老实巴交的女老板因为卖了他送来的假货，失去了很多生意。他听着这些，“惭愧得直想哭”。
而现在，看着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开始胡思乱想。他就要当爸爸了。
“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民。”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刘曼送出门时说。由于属地管理的关系，这次举报被转交给北京市工商局处理。刘曼仿佛没有听见，一声不响。但过了一会儿，他在厕所里给朋友打了个电话，把“良知”这个词向对方重复了一遍。
种种迹象说明，某些尘封在心底的理想复活了。这些理想曾经在刘曼的生活里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矛盾的性格似乎混合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老家湖南，他曾经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把一个黑“摩的”骗到无人处，想抢点钱花。但对方向他诉苦自己是个失地农民时，他根本没法下手。
2003年，他来到北京以后，有一段不太容易忘记的时光。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动不已，揪住文学界的朋友挨个说，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那时候，刘曼读哈维尔的文集，并且摘录其中的句子。他至今还记得有学者对哈维尔的评价：“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
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难回去。他有了一个家，还必须面对一段让他无法逃避的不光彩经历。“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然后重新开始过清白的生活。”不过，重新取回这样的生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留下一份检举自己的举报信，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以后，这个下午的“赎罪之旅”草草结束了。工作人员客气地让刘曼回去等待消息，就连他带来作为证据的水饺，也没有派上用场。
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这个下午难得的一个笑容。但他还是强调：“我觉得好像今天下午白来了，一事无成。我原以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承认，自己心里“踏实多了”。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他心里，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艰难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边。有时候，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经打算去自首。不过，走在由记者、朋友组成的人群里，他总是一个人落在最后面。“我有点迈不开步。”他说。
就像某一次，他点开北京市工商局的网页，向“领导信箱”里发送了检举自己的信。“请与我本人联系。”他写完，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结果，信没有发送成功。“这是它自己网站的问题，跟咱没关系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只有当睡觉时，他摸着妻子的肚子，感受着孩子在里面踢他，或者当他写小说时，妻子像往常那样依偎着看他，勇气才会一下子不见了。
晚上8点多钟，刘曼疲惫地回到家里，怀揣着工商局的接待证明。妻子坐在那里，没有做饭，像是根本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回来。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几个月前，刚怀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她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他自首的决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问他：“我怎么办？”然后一言不发。这个看上去坚强的女人，背后流了很多眼泪。有一天，她甚至觉得他不会回来了，在家里一边洗衣服，一边流泪。挨到傍晚，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他。说起这些，眼泪开始在她眼睛里打转。
“一个人做了事敢作敢当，是好事。”她好像在说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听刘曼说过，可能要坐牢，但具体多少年并不清楚。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这个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个人带着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坚持吧。”她费力地说，然后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干了。”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而这种想法最后往往败下阵来。占上风的那种东西，他思索了很久，觉得可能是“公民意识”。
“哪怕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2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不过，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来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饺，他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作自首的证据。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后洗手不干了，多为社会作贡献不就行了吗？”一个工商系统的公务员知道了刘曼的事，通过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觉得他似乎“犯不着”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缩，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刘曼说，“我是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还有着即将生产的妻子。”但是，他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彻底结束。 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这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这天下午，刘曼稍作收拾，带好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准备出发了。他脸色疲惫，胡子几天没有刮过，腿也有点软。但他说，他“已经不再在矛盾里面挣扎”。
(文中“刘曼”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文/张伟，有删节)
王晓亮
